一本八开大的盲文书宽与长大概是25厘米×30厘米，打开后不用刻意按压，也能稳当地停在任意页码。深褐色哑光的牛皮纸上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手指划过，仿佛上面的文字如河流般，静静地淌入盲人的脑海。
盲文书是明眼人眼中的“无字天书”、盲人心目中的“知识海洋”。而一本盲文书的编印过程，也是知识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传播的方式。
全国唯一一家盲文出版社
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历史展馆中，一本陈旧的盲文书被压在透明的塑料盖板下，被紧贴在展览墙上，封面上的黑色铅字写着“《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 著/李玎 译”——这是新中国最早出版的盲文书，那是在1954年。
这本书的背后离不开一位叫黄乃的盲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创的汉语现行盲文、带调双拼盲文为盲人扫“盲”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他的努力，《新盲字方案》于1953年在全国公布推行，从此中国有了统一的盲文。同年，中央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在北京烧酒胡同内，由黄乃负责组建了盲文编译组，后扩建为盲文出版组和盲文印刷所，盲文版《谁是最可爱的人》就诞生在那一时期，译者李玎也是我国第一位成功研制盲文铅印排版法的工作人员。
1975年，黄乃提出的《带调双拼盲文方案》为盲文更好地与计算机结合打下了基础，也为盲文出版奠定了客观条件。到了1959年，盲文印刷所全年出书量就达到了135种，约540万字，合计84200册。
如今，从一条小胡同中走出的盲文出版事业，以中国盲文出版社的面貌为全国1700多万视力残疾人不断提供各类盲文读物，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为盲人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出版机构，它担负着提高盲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重任。
作为中国最大的盲文图书馆，中国盲文图书馆馆藏盲文图书达2.6万种、55万册，数字图书馆年服务量约200万人次，是全国盲人的精神家园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经过近70年的努力，中国盲文出版社精准出版盲文图书近万种，图书日渐丰富，饱含着党和政府的关怀，凝聚着盲文出版人的心血。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全部出版物里，盲文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出版社还制作出版大字版图书、有声读物和无障碍电影。盲人读者也在听书和读屏软件的帮助下，不断丰富着阅读体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盲文书作为盲人获取知识的重要载体工具，它的存在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并将长期地为读者服务下去。
一本好书一年造
在我国《著作权法》有关“权利的限制”的条文中，其中一条就是“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换句话说，盲文出版机构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将已发行出版物转化成盲文，为视障群体提供文化服务。其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盲文教材教辅和文学、科技等不同类别的优秀出版物是盲文书的主要出版方向。
为了让书目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中国盲文出版社的策划编辑们常年出入特殊教育学校、图书馆、书店和其他出版社，广泛收集盲人群体读书意向和获取最新的图书信息。编辑们说，对于盲校学生而言，最大的需求是各种教材教辅；而社会上的盲人从事按摩的比较多，需要医学方面的书多一些。
一本书从读者调查和选题策划开始，到整理录入、三校一读，再到最终的印刷和出版环环相扣，但因为盲文书本身的特殊性，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可能长达一年。
在中国盲文出版社校对编译部，于婧面前的电脑显示着一页文档，她正在输入盲文字符。而她桌上摆放了一个立式书档，上面摊开着一本白色小册子，上印有《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封面中下部有“3-1”的字样。她一边看书，一边不停录入，“这本书被责编分成三册，这是其中之一。”盲文书在责任编辑那边按难度等级分成甲、乙、丙三类，甲是通俗类历史类，乙是专业类书籍，丙是最难的音乐书。每本书的责编，会在汉文图书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不适合盲人阅读的一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每一页上的图片、表格、注释，删除、改写等红色的圈圈点点的痕迹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上，然后将修正版交给录入人员。
责编殷欣介绍说：“我们的录入人员入职时都会有至少3个月的学习期，加强对盲文的了解，再到键盘输入，熟练运用需要半年时间。”5年前，于婧成为盲文出版社的一名录入编辑，“《中国通史》算甲类，我每天的工作量就是17版，”于婧进一步解释着，“相当于你能看到这种页面乘以2，就是34页。”
于婧输入使用的软件叫阳光盲文，页面类似于普通人办公用的Word文档。但盲文是六个字符表达一个字，不需要过多键位参与，所以在她的键盘上，SDF和JKL键磨损比较严重，上面的字符已经快隐没了。
录入就像一座汉文与盲文之间的第一座桥梁，让文化以不同的形式不停流转。
将一本汉文书改编成盲文版本的关键一环，就是盲人和明眼人校对编辑两人一组，进行三轮的“明盲对校”，做到原版原翻。
“明盲对校”取长补短
汉文书经过录入编辑人员转成盲文文档，之后电子数据就会交付校对部门。“为了防止混淆，我们将动物的‘它’，要读成‘tuo’（平音）。”殷梦岚是北京联合大学2011年特殊教育专业的视障毕业生，也是出版社的一名校对编辑，她和另外一名明眼人编辑搭档，校对经典名著《红楼梦》，“2018年国家开始推广通用盲文，这些经典要用通用盲文重新出版，给每个字都标上音调。”
盲文校对通常是“一明一盲”两人一组，对着汉文书修改盲文文档，在不同的校次中，或由明眼人朗读、盲人在点显器上核查盲文，或由盲人摸读、明眼人核查原书。“盲文内容必须与汉文书一模一样，这叫‘原版原翻’，标点和换行都要读出来。”校对过程发现汉文书的错，殷梦岚和同事就得倒回去找责编，讨论盲文版是不是应该改成正确的。
很多不懂盲文转译的人，第一次听说乐谱也能转换成盲文时都会诧异，这点疑惑在另一位盲人校对编辑潘江那里得到了解释。潘江毕业于长春大学音乐表演专业，在大学就用盲文学乐谱，“盲文用6个点来展现乐谱或者乐章是有方法的。盲文写‘哆唻咪’要通过一个音程，比如说哆到咪是一个3度，就写3度音程，我们在写盲文的时候得把这个音程算出来。”
校对结束，明眼人编辑会填好一张《校正误差》表格，标注出录入错误的页码、行数和具体的差错点。“一年差不多要校对100本书，”殷梦岚的读书量在盲人群体中算多的，但对于知识仍孜孜以求，“我前两天刚校对了一本《勋章——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书，讲述29位获得‘七一勋章’获得者的事迹，感觉一边校对一边受教育。”
殷梦岚和潘江有一个共同感受，盲文对于盲人的思维是有影响的，“盲文是通过触摸感知的，一次只能感知一行文字，这是一种线性的、摸读带来的限制。”像殷梦岚和潘江做的校对工作，在出版社要进行三轮，然后在通读之后，完成三校一读的环节，经由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老师质检后，就可以将电子数据发给印刷厂了。
用三个月印“好书”
1969年，从烧酒胡同搬到西城区宝产胡同的盲文印刷所，再一次迁至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并更名为北京盲文印刷厂，负责盲文书籍的印制。
印刷厂副主任崔建军来出版社工作已近40年，刚入职时正赶上社内更新技术、改良盲文印刷手段，而他本人在进入技术科后就参与了盲文丝网漏印工艺研发，该项技术印刷成本低、印刷效果清晰，改变了一直以来需要手工制作铝板的不便。从技术科起，崔建军又接连在出版社的汉文印刷厂、盲文图书馆和读者服务部等部门就职，如今在印刷厂主抓安全生产。每天在厂里，崔建军的眼睛就离不开印刷、配页、折页、锁线、上封皮等环节。
开本大是盲文书的显著特点。例如一本《精选英汉词典》翻译成盲文后变为13本，仅字母A开头的内容就占两大本。简单换算，普通读物制成盲文书籍后，厚度要增加10倍。再如印制三卷《平凡的世界》，一卷翻译成盲文要用5000多页，三卷《平凡的世界》翻译下来用了16000多页。
与普通图书相比，盲文书印刷需要特殊工艺，对纸张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印刷厂特意选用黑龙江佳木斯一地的纯松木木浆，纸浆含量高、硬度高，同时很耐用。“除了印刷之外，其他都是手工环节，配页和折页最费工夫。”崔建军说，厂里试验过用配页机，但效果不佳，“盲点高低不平，机器吸不好有缝隙的纸张，有时候上来是多张，有时候根本吸不上来，差错率特别高。”最终还得依靠工人们将印刷好的盲文纸按顺序叠放。
盲文书的装订方法也跟普通书不一样，采用三张锁线装订方式，这种方式牢固得可以让整本书完全展开，方便盲人摸读到所有的盲文点。盲文书是单张正反面印刷，本页的凸点和另一页的凹点有时会卡在一起，手工作业需要精细，编译部主任刘爱姝如此形容：“配页工作操作起来像弹钢琴，左右手要配合好，手指与手指之间也要配合好，既要快速，还要专注。”正是以上这些环节过于复杂费工，所以印厂从出版社拿到文件到最后成书需要三个月。
从印刷厂运走的一车车书籍，会发到出版社仓库或送往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的1315个盲文及有声读物阅览室，还有全国的特教学校。
崔建军发现，近些年印厂出品的盲人推拿与音乐类的教材数量在逐步加大，“说明国家和盲人读者对残疾人受教育越来越重视。还有一方面是教盲人致富、种植养殖类的书籍越印越多，也从侧面反映了盲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大方向。”
多年来，盲校所用的盲文教材教辅需求量很大，特教师生是盲文图书最广泛的使用者。（摄影 张和勇）
盲人应享尽享的福利
目前，全国的盲文图书藏量为100多万册，仅中国盲文图书馆的馆藏就有五六十万之巨。而从制作成本上来算，一册图书印刷和盲文纸需要100多元，平均一页盲文图书的成本近一元钱。这是盲文图书生产无可避免的一个现实，即从生产流程来说，无论是所占用的生产材料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不是小数，而所有成本均由国家承担。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明确写道，“组织和扶持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及其他残疾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是残疾人应享尽享的一项福利措施。社会盲人们很少需要自掏腰包购买盲文书，大多通过图书馆借阅和赠予的方式即可获得书本。
在中国盲文图书馆中，有很多绿色大号方形的邮政快递袋，“盲人读者打电话或者通过网络预定，我们会把书籍通过专线免费送到千家万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因为疫情原因，读者们更乐于通过这种方式借书，看完之后再免费寄还图书馆。
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这意味全国的盲人和阅读障碍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
木浆压成薄薄的纸，上面印满了盲文出版人精心编译的内容，最终装订成书，通过借阅和赠予的方式送到盲人群体的千家万户，让知识传播的脚步从未停歇，而这一温暖的过程从新中国建成延续至今，也将继续传承下去。
目录
一本八开大的盲文书宽与长大概是25厘米×30厘米，打开后不用刻意按压，也能稳当地停在任意页码。深褐色哑光的牛皮纸上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手指划过，仿佛上面的文字如河流般，静静地淌入盲人的脑海。
盲文书是明眼人眼中的“无字天书”、盲人心目中的“知识海洋”。而一本盲文书的编印过程，也是知识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传播的方式。
全国唯一一家盲文出版社
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历史展馆中，一本陈旧的盲文书被压在透明的塑料盖板下，被紧贴在展览墙上，封面上的黑色铅字写着“《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 著/李玎 译”——这是新中国最早出版的盲文书，那是在1954年。
这本书的背后离不开一位叫黄乃的盲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创的汉语现行盲文、带调双拼盲文为盲人扫“盲”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他的努力，《新盲字方案》于1953年在全国公布推行，从此中国有了统一的盲文。同年，中央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在北京烧酒胡同内，由黄乃负责组建了盲文编译组，后扩建为盲文出版组和盲文印刷所，盲文版《谁是最可爱的人》就诞生在那一时期，译者李玎也是我国第一位成功研制盲文铅印排版法的工作人员。
1975年，黄乃提出的《带调双拼盲文方案》为盲文更好地与计算机结合打下了基础，也为盲文出版奠定了客观条件。到了1959年，盲文印刷所全年出书量就达到了135种，约540万字，合计84200册。
如今，从一条小胡同中走出的盲文出版事业，以中国盲文出版社的面貌为全国1700多万视力残疾人不断提供各类盲文读物，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为盲人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出版机构，它担负着提高盲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重任。
作为中国最大的盲文图书馆，中国盲文图书馆馆藏盲文图书达2.6万种、55万册，数字图书馆年服务量约200万人次，是全国盲人的精神家园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经过近70年的努力，中国盲文出版社精准出版盲文图书近万种，图书日渐丰富，饱含着党和政府的关怀，凝聚着盲文出版人的心血。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全部出版物里，盲文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出版社还制作出版大字版图书、有声读物和无障碍电影。盲人读者也在听书和读屏软件的帮助下，不断丰富着阅读体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盲文书作为盲人获取知识的重要载体工具，它的存在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并将长期地为读者服务下去。
一本好书一年造
在我国《著作权法》有关“权利的限制”的条文中，其中一条就是“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换句话说，盲文出版机构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将已发行出版物转化成盲文，为视障群体提供文化服务。其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盲文教材教辅和文学、科技等不同类别的优秀出版物是盲文书的主要出版方向。
为了让书目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中国盲文出版社的策划编辑们常年出入特殊教育学校、图书馆、书店和其他出版社，广泛收集盲人群体读书意向和获取最新的图书信息。编辑们说，对于盲校学生而言，最大的需求是各种教材教辅；而社会上的盲人从事按摩的比较多，需要医学方面的书多一些。
一本书从读者调查和选题策划开始，到整理录入、三校一读，再到最终的印刷和出版环环相扣，但因为盲文书本身的特殊性，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可能长达一年。
在中国盲文出版社校对编译部，于婧面前的电脑显示着一页文档，她正在输入盲文字符。而她桌上摆放了一个立式书档，上面摊开着一本白色小册子，上印有《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封面中下部有“3-1”的字样。她一边看书，一边不停录入，“这本书被责编分成三册，这是其中之一。”盲文书在责任编辑那边按难度等级分成甲、乙、丙三类，甲是通俗类历史类，乙是专业类书籍，丙是最难的音乐书。每本书的责编，会在汉文图书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寻找不适合盲人阅读的一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每一页上的图片、表格、注释，删除、改写等红色的圈圈点点的痕迹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上，然后将修正版交给录入人员。
责编殷欣介绍说：“我们的录入人员入职时都会有至少3个月的学习期，加强对盲文的了解，再到键盘输入，熟练运用需要半年时间。”5年前，于婧成为盲文出版社的一名录入编辑，“《中国通史》算甲类，我每天的工作量就是17版，”于婧进一步解释着，“相当于你能看到这种页面乘以2，就是34页。”
于婧输入使用的软件叫阳光盲文，页面类似于普通人办公用的Word文档。但盲文是六个字符表达一个字，不需要过多键位参与，所以在她的键盘上，SDF和JKL键磨损比较严重，上面的字符已经快隐没了。
录入就像一座汉文与盲文之间的第一座桥梁，让文化以不同的形式不停流转。
将一本汉文书改编成盲文版本的关键一环，就是盲人和明眼人校对编辑两人一组，进行三轮的“明盲对校”，做到原版原翻。
“明盲对校”取长补短
汉文书经过录入编辑人员转成盲文文档，之后电子数据就会交付校对部门。“为了防止混淆，我们将动物的‘它’，要读成‘tuo’（平音）。”殷梦岚是北京联合大学2011年特殊教育专业的视障毕业生，也是出版社的一名校对编辑，她和另外一名明眼人编辑搭档，校对经典名著《红楼梦》，“2018年国家开始推广通用盲文，这些经典要用通用盲文重新出版，给每个字都标上音调。”
盲文校对通常是“一明一盲”两人一组，对着汉文书修改盲文文档，在不同的校次中，或由明眼人朗读、盲人在点显器上核查盲文，或由盲人摸读、明眼人核查原书。“盲文内容必须与汉文书一模一样，这叫‘原版原翻’，标点和换行都要读出来。”校对过程发现汉文书的错，殷梦岚和同事就得倒回去找责编，讨论盲文版是不是应该改成正确的。
很多不懂盲文转译的人，第一次听说乐谱也能转换成盲文时都会诧异，这点疑惑在另一位盲人校对编辑潘江那里得到了解释。潘江毕业于长春大学音乐表演专业，在大学就用盲文学乐谱，“盲文用6个点来展现乐谱或者乐章是有方法的。盲文写‘哆唻咪’要通过一个音程，比如说哆到咪是一个3度，就写3度音程，我们在写盲文的时候得把这个音程算出来。”
校对结束，明眼人编辑会填好一张《校正误差》表格，标注出录入错误的页码、行数和具体的差错点。“一年差不多要校对100本书，”殷梦岚的读书量在盲人群体中算多的，但对于知识仍孜孜以求，“我前两天刚校对了一本《勋章——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书，讲述29位获得‘七一勋章’获得者的事迹，感觉一边校对一边受教育。”
殷梦岚和潘江有一个共同感受，盲文对于盲人的思维是有影响的，“盲文是通过触摸感知的，一次只能感知一行文字，这是一种线性的、摸读带来的限制。”像殷梦岚和潘江做的校对工作，在出版社要进行三轮，然后在通读之后，完成三校一读的环节，经由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老师质检后，就可以将电子数据发给印刷厂了。
用三个月印“好书”
1969年，从烧酒胡同搬到西城区宝产胡同的盲文印刷所，再一次迁至丰台区卢沟桥宛平城内，并更名为北京盲文印刷厂，负责盲文书籍的印制。
印刷厂副主任崔建军来出版社工作已近40年，刚入职时正赶上社内更新技术、改良盲文印刷手段，而他本人在进入技术科后就参与了盲文丝网漏印工艺研发，该项技术印刷成本低、印刷效果清晰，改变了一直以来需要手工制作铝板的不便。从技术科起，崔建军又接连在出版社的汉文印刷厂、盲文图书馆和读者服务部等部门就职，如今在印刷厂主抓安全生产。每天在厂里，崔建军的眼睛就离不开印刷、配页、折页、锁线、上封皮等环节。
开本大是盲文书的显著特点。例如一本《精选英汉词典》翻译成盲文后变为13本，仅字母A开头的内容就占两大本。简单换算，普通读物制成盲文书籍后，厚度要增加10倍。再如印制三卷《平凡的世界》，一卷翻译成盲文要用5000多页，三卷《平凡的世界》翻译下来用了16000多页。
与普通图书相比，盲文书印刷需要特殊工艺，对纸张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印刷厂特意选用黑龙江佳木斯一地的纯松木木浆，纸浆含量高、硬度高，同时很耐用。“除了印刷之外，其他都是手工环节，配页和折页最费工夫。”崔建军说，厂里试验过用配页机，但效果不佳，“盲点高低不平，机器吸不好有缝隙的纸张，有时候上来是多张，有时候根本吸不上来，差错率特别高。”最终还得依靠工人们将印刷好的盲文纸按顺序叠放。
盲文书的装订方法也跟普通书不一样，采用三张锁线装订方式，这种方式牢固得可以让整本书完全展开，方便盲人摸读到所有的盲文点。盲文书是单张正反面印刷，本页的凸点和另一页的凹点有时会卡在一起，手工作业需要精细，编译部主任刘爱姝如此形容：“配页工作操作起来像弹钢琴，左右手要配合好，手指与手指之间也要配合好，既要快速，还要专注。”正是以上这些环节过于复杂费工，所以印厂从出版社拿到文件到最后成书需要三个月。
从印刷厂运走的一车车书籍，会发到出版社仓库或送往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的1315个盲文及有声读物阅览室，还有全国的特教学校。
崔建军发现，近些年印厂出品的盲人推拿与音乐类的教材数量在逐步加大，“说明国家和盲人读者对残疾人受教育越来越重视。还有一方面是教盲人致富、种植养殖类的书籍越印越多，也从侧面反映了盲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大方向。”
多年来，盲校所用的盲文教材教辅需求量很大，特教师生是盲文图书最广泛的使用者。（摄影 张和勇）
盲人应享尽享的福利
目前，全国的盲文图书藏量为100多万册，仅中国盲文图书馆的馆藏就有五六十万之巨。而从制作成本上来算，一册图书印刷和盲文纸需要100多元，平均一页盲文图书的成本近一元钱。这是盲文图书生产无可避免的一个现实，即从生产流程来说，无论是所占用的生产材料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不是小数，而所有成本均由国家承担。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明确写道，“组织和扶持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及其他残疾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是残疾人应享尽享的一项福利措施。社会盲人们很少需要自掏腰包购买盲文书，大多通过图书馆借阅和赠予的方式即可获得书本。
在中国盲文图书馆中，有很多绿色大号方形的邮政快递袋，“盲人读者打电话或者通过网络预定，我们会把书籍通过专线免费送到千家万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因为疫情原因，读者们更乐于通过这种方式借书，看完之后再免费寄还图书馆。
10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的决定。这意味全国的盲人和阅读障碍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
木浆压成薄薄的纸，上面印满了盲文出版人精心编译的内容，最终装订成书，通过借阅和赠予的方式送到盲人群体的千家万户，让知识传播的脚步从未停歇，而这一温暖的过程从新中国建成延续至今，也将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