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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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谁?.


是儒家所尊崇的圣人?是在孔庙门口做着拱手礼满脸胡子的老人?还是那个在乱世中颠沛惶惶,自己的学说、思想不被国君们重视的受挫者?..


青年学者、作家张经纬在下文中为我们再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而非带着“圣贤光环”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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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纬.


将孔子的思想学说放回了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辨认,让我们看到孔子追求的乌托邦的真实模样,也让我们看到.


他的失败,以及这失败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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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回到时代里认识孔子,我们才能理解一个超越时代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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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孔子,已经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理想国”的希望.


也许,在那国力耗于乱世征战的年岁里,孔子的理想注定是无力的,但他向往的乌托邦,却能有力地穿透时代,让后来的仁人与志士去向往、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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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如孔子一般受伤,但他们心中总还有着希望.


有理想的人.


不伤心,.


这是孔子真.


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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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选摘自《诸子与诸国》,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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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幸运与不幸的孔子.


公元前497年,即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国的六卿中,中行氏和范氏与其余四卿为敌,双方交战于朝歌.


齐国与卫国联合,支持二卿,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鲁国.


当时代理鲁相的孔子在“堕三都”的斗争中,受挫于三桓的势力,离任去齐.


旋即返鲁去卫,与弟子们一同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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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岁数.


但他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他高寿,享年七十三岁(已经远远超出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还有十多年可以在各国间建立自己的学术声望.


但他也是不幸的人,每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没过多久就受到内、外战乱的威胁,影响孔子一行安危,构成了他前往另一个国家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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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不是孔子第一次离开鲁国.


他年轻的时候去过东周国,据说曾向周王室守藏室史老聃“问礼”,当时周室正发生“王子朝之乱”,周敬王外逃,他的叔叔王子朝占据了王都洛邑.


第二年晋国召集各国接济周王,主持勤王的正是晋卿赵鞅.


三十五岁时,孔子还因为鲁昭公和国内三大贵族“三桓”首领季平子开战,东逃到了齐国.


但齐相晏子反对儒者,建议齐景公不要委孔子以重任.


孔子在齐国三载,未能立足,只得返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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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孔子居鲁十余年,经历了鲁昭公的流亡,三桓成为鲁国事实上的执政者;吴国攻楚,楚国遭受重创;齐鲁结盟,共抗晋国;位于晋国东部和南部的卫、郑也从东周之初东扩西阻的对手,变成了共抗西敌的盟友.


而孔子则在短期出仕之余,把时间用于招收弟子和讲学,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是这段时间里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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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始终未能解决三桓与鲁侯之间的权力之争,让各项军政大权重归鲁定公手中,孔子很快卸任了短暂的大司寇职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周游列国.


在之后的十余年中,孔子在各国之间颠沛流离.


前493年,孔子离开卫国南下,这时晋国占领卫国戚城,齐、卫伐晋在即.


他在途中过曹,适宋、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不是被人企图杀害(宋国),就是“累累若丧家之狗”(郑国),直到到了陈国方才安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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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89年,孔子离开陈国,前往蔡国,因为他居陈期间,频频遇到楚、晋、吴侵陈,居之不易.


他刚到蔡国,又遇蔡侯为避楚国攻伐,迁去吴国境内,只能再度前往卫国.


这次,就在陈、蔡之间,遭遇了著名的粮绝事件.


《史记·孔子世家》言,陈、蔡之人“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当是战争状态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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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88年,孔子一回到卫国,即遇晋国侵卫.


但这次,他一直坚持到前484年,才离开了居住五年的卫国,回到了故乡鲁国.


此时已经是吴国开邗沟北进,介入齐、鲁政治,孔门弟子子贡将要纵横捭阖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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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后一次返鲁时,已经六十八岁,他在故乡度过了最后五年的时光.


曾摄鲁相事,又在卫、陈等国间辗转,此时的孔子对从政已经心灰意懒.


虽然身处动荡之世,每到一国往往遇到诸侯攻伐(他在各国间的游走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此有关),但他依然通过与弟子间的频繁交流,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春秋时代末期、身居黄河下游的思想家对当下和未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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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时,孔子以七十三岁高龄去世,而在此两年前,他已经编不动鲁国的国史《春秋》——《春秋》到前481年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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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夫子的理想国.


孔子在世时,积极参与并努力实践的政治抱负,并没有留下太多实际的成就(除了帮鲁国拿回被齐国所占土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的,就是对自己心中那个“理想国”的向往.


正是这个不竭的思想源泉,在他身后的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浇灌着后人的心灵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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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理想国”的模板来自他向往中的尧、舜、禹的时代.


他在《论语·泰伯》篇中,就毫无保留地歌颂了这三位先王的功绩,比如,称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样美好的时代,具体来说,就是《礼记·礼运》中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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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同”过于遥远,相比这些久远的先王,孔子更推崇吸取了夏商之精华的周代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而周代的好处自然在于“周有大赉,善人是富.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这种美好的社会就被对应地概括为“小康”.


从诉求上讲,大同与小康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实现一种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区别在于,前者天然存在、无需额外条件,而后者需要执政者加以制度的保证.


这种制度,就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礼”,保证“礼”得以实施的人被称作“仁人”,其所具有的品德,也就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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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礼”首先应在国家层面上,得到统治者的推广.


其体现在于各种祭祀,包括天、地、祖先、山川、五祀(门神、灶神之属).


其中每一项并非空泛之谈,而是都有实际含义,比如祭天的意义在于,天气的变化决定播种、收割等农时农事的对应;五祀则涉及日常生活的各种制度、规则.


其次,“礼”在更加具体的日常层面上,还直接体现在“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等,涉及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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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向弟子言偃展现了他以“礼”为核心的理想世界,并阐明了讲“礼”的目的和意义,在于“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不过,这些“治政安君”之道并不完全为各国君主所理解.


令身居卫国的孔子不由向弟子冉有感叹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


事实上,孔子曾经拥有过数年的施政经历:他于五十一到五十五岁期间(前501年—前497年)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并以大司寇行相事.


他的施政经历以“堕三都”失败而告终.


或许是觉得自己以“礼”为核心的治政安君策略过于抽象,孔子晚年时又向另一位弟子曾参,也就是未来的曾子,进一步阐明了“礼”的实际用途.


只不过这次,孔子把说法换成了更加直白的“明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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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先替孔子向我们解释了何谓“明王”——“不劳不费之谓明王”.


孔子指出,要实践与古代贤君一样的明王之道,需要做好“七教”和“三至”两大方面,实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达到不费公帑也能守卫国家、外征强敌的强国目的.


反过来说,“既劳又费”就是阻碍东周国家实现礼制明邦的最大阻碍.


简而言之,军役、军费繁重,还总没有尽头.


那么,“七教”、“三至”何谓:.


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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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


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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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年轻的曾参理解一个完美国家的运行方式,孔子先用七组“上、下”对偶的排比句,具体描述了“礼”在操作层面的内容和社会功能.


而这就是一种“仁君”的统治方式,它将为国家的良好运行提供社会大众的支持.


当国家遵循“七教”,走上正轨之后,则可以通过“三至”,来实现“明王”的完美统治:对天下的贤良给予最大的尊崇(至礼),给天下的士人给予最不吝啬的奖赏(至赏),向天下的人民给予最好的礼乐(至乐).


有了这样的管理机制,能使君主得到百姓的拥护,民众亲附,军队出战得胜还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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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上古贤王的当代“明王”/仁君,具备各种惜民、尚贤、兼听、明察的美德,其所建立的令所有人都满意,内部稳固、对外无敌的最佳国度,就是孔子心中始终追求的那个“理想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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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居卫的孔子再次面对冉有困惑的眼神时,他对自己心中这个“理想国”的建立,也未必如当初那般坚定.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大概也明白,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将无法再拥有另一个三十年,期待一位能带来仁政的明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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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子之礼的失败..


回到孔子与鲁国,他认为周人的“明王”之道在西周末期陷入衰退,而他所在的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具有周初之礼复兴的最后可能性.


这是他积极入世,希望通过参政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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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或许无从意识到,春秋各国所作出的选择,与他身处的宏大时代相互交织.


孔子身在山东半岛西部的鲁国,处在东亚人类迁移的交汇点上,沿着东部海岸线,吴国正在北进,破灭了孔子仕齐景公的可能.


沿着黄河,晋国正在东压,让卫国无暇接受孔子的建议.


而楚国沿着淮河向东前行,让陈国也供养不起孔子一行.


位于黄河最下游的齐国被这三股势力压迫,时不时还要反弹到鲁国一下,让鲁国成为“四股”力量抗衡的“受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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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治学、参政的出发点与鲁国的三桓有关.


三桓的强势,僭越了鲁侯原本的权威,使原本的君臣之礼名存实亡.


然而这种状况既无法全部归咎于三桓,又不能游离于鲁国所面临的局势之外.


事实上,由于鲁国夹在几股力量的漩涡之中,鲁侯左支右绌无能为力,只能依靠国内现有的几大贵族.


比如,前645年楚国伐徐,孟氏的公孙敖就以鲁国主帅身份领兵救徐.


由于强敌环伺,领兵的贵族往往不及卸任,就将再度领兵出征,使得军事权力(及相应的征赋权)逐渐固定聚集在对应的家族手上,如此一来,鲁侯的可控人口就渐少,势力也日逊于三桓.


(与鲁国相反的例子则是齐国,“高、国、鲍、晏”等公族因外战而凋零,给了移入的田氏取齐之机.


)这样的局面,非一蹴而就,成为孔子在鲁国施政时无法打破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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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希望能在这个鲁国的同姓国家得到重用,但只留下对卫灵公的糟糕评价.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在于,时值齐、鲁、郑、卫等东方国家抵御西面晋国的行动正在进行之中,卫灵公所关心的只是“军旅之事”,而孔子自认所能提供的“俎豆之事”,大抵只有改善“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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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旅卫之行,给了孔子重要的启发,使他感悟在强调“礼乐刑罚”之前,更应该建立让国家与百姓富裕的基础.


所以,等孔子周游列国归来,再次回到鲁国,鲁哀公问政于他时,孔子不再急于“礼乐”的施政方案,而提出了更加务实的举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且寿也.


”而当哀公又问,如何保证“民富且寿”时,孔子给出了这样的方案:“省力役,薄赋敛,*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寿矣.


”..


鲁哀公并非不懂“轻徭薄赋、敦礼远罪”能使“民富且寿”的道理,然而为何知之而不为,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其中道理,他不好意思再问孔子,只能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讨教.


“年饥,用不足,如之何?”面对粮食有限、国用不足的状况,有若提出了进一步减税的方案,并大义凛然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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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足则国家足的道理不假,然而当鲁国接二连三遭遇征战时,供给不足便不再是国君单方面所能控制的.


就在孔子与弟子们返回鲁国之前,正值(前488年)“吴来征百牢”,(前487年)吴国伐鲁,(前484年)鲁国联吴伐齐、战于艾陵等一系列大规模战事的发生.


这些频繁的人力、物力支出,便以“年饥,用不足”的形式不断加诸鲁国的社会生产体系,而这显然不是“君孰与足”这样的文字游戏可以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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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支出,让鲁国上下都只能以增税而非减税作为主要应对手段.


这边,鲁哀公将“省力役,薄赋敛”放之一旁,把原本十分之一的田税增加到十分之二;另一边,季孙氏也开始“用田赋”.


在此之前,季康子专门让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


孔子表示,“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但季氏也没有接受,开征田赋,为国增收.


而这一年鲁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与吴国联合,在艾陵之战中击败了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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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角逐中,.


没有遵守“君子之礼”的鲁国,击败了宿敌齐国,也击败了那个追求“君子之礼”的孔子.


孔子曾经希望通过恢复周公之礼来使鲁国复兴,但他没有成功,而当他即将走向生命尽头之际,未能“守礼”的鲁国君臣却收获了一场难得的胜利.


这一切也可以说,是.


“求变”的鲁国,战胜了“守旧”的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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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孔子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心态,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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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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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与诸国.


:.


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


作者:.


张经纬..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22-7.

发表于:2022-08-29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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