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和聪明人是世界上两种不同的动物。笨和聪明，首先不是在做具体的事的时候，而是在选择道路的时候。
北大毕业典礼上，我对下面的师弟师妹说：千万不要相信世界上没有近路可走，是有的；你千万别相信事情不可以投机，是可以投机的。世界上成功的人，80%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机的路。
然而，我们常常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是近路，他太聪明了。而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目光长远的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去欧洲，他们的下水道有的是19世纪修的，为什么暴雨天他们的城市不淹？而我们的城市大部分一下雨就淹了？我们的路走得太近了，我们修的路，第二年要拉开再看一看，那也是因为这个路第一年修的时候没充分考虑过。
我特别不喜欢聪明人，就是那种特别爱占便宜的聪明人。占便宜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便宜，一种是精神的便宜。
我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写过两个人：一个是做豆腐的老杨，一个是赶大车的老马，老杨是个笨人，老马是个聪明人。老杨认为他跟老马是好朋友，但老马从心里并不认为老杨是他的好朋友，但是遇到事呢，他也找老杨帮忙。老杨刚给他帮完忙，他背后又说了好多老杨不三不四的话。老杨知道以后有些伤感：如果我比你聪明，你利用我情有可原；你比我聪明你还利用我这个笨人，情何以堪？
我联想到生活中，你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你是聪明人，还总是利用朴实的勞动人民，我只能祝这些聪明人一路走好。
我是一个笨人，我是个老实人，我不愿意跟聪明人做朋友，因为我也常常上聪明人的当啊。
这个民族需要目光长远的人，他们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的母校是北大，北大是什么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
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就是杜兰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尔特。
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
我说，你为什么割的比别人快？她说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的麦堂子，我只要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十次、第两百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的比别人更快一点。
另一个是我的舅舅，他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跟他聊天，他说：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
接着他又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
我当木匠会有恍惚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候，我开车路过咱们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国家，会发现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大家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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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人和聪明人是世界上两种不同的动物。笨和聪明，首先不是在做具体的事的时候，而是在选择道路的时候。
北大毕业典礼上，我对下面的师弟师妹说：千万不要相信世界上没有近路可走，是有的；你千万别相信事情不可以投机，是可以投机的。世界上成功的人，80%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机的路。
然而，我们常常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是近路，他太聪明了。而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目光长远的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去欧洲，他们的下水道有的是19世纪修的，为什么暴雨天他们的城市不淹？而我们的城市大部分一下雨就淹了？我们的路走得太近了，我们修的路，第二年要拉开再看一看，那也是因为这个路第一年修的时候没充分考虑过。
我特别不喜欢聪明人，就是那种特别爱占便宜的聪明人。占便宜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便宜，一种是精神的便宜。
我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写过两个人：一个是做豆腐的老杨，一个是赶大车的老马，老杨是个笨人，老马是个聪明人。老杨认为他跟老马是好朋友，但老马从心里并不认为老杨是他的好朋友，但是遇到事呢，他也找老杨帮忙。老杨刚给他帮完忙，他背后又说了好多老杨不三不四的话。老杨知道以后有些伤感：如果我比你聪明，你利用我情有可原；你比我聪明你还利用我这个笨人，情何以堪？
我联想到生活中，你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你是聪明人，还总是利用朴实的勞动人民，我只能祝这些聪明人一路走好。
我是一个笨人，我是个老实人，我不愿意跟聪明人做朋友，因为我也常常上聪明人的当啊。
这个民族需要目光长远的人，他们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的母校是北大，北大是什么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
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就是杜兰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尔特。
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
我说，你为什么割的比别人快？她说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的麦堂子，我只要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十次、第两百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的比别人更快一点。
另一个是我的舅舅，他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跟他聊天，他说：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
接着他又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
我当木匠会有恍惚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候，我开车路过咱们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国家，会发现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大家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