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森，1932年出生于杭州。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退休教师。
讲述 王坤森
主笔 牛牛
01 深夜别人熄灯睡觉，我出门了
我今年90岁，耳朵有点背了，但眼睛还很亮。我的背也驼了，但我还能走夜路。
这是一个下雨天。晚上10点，窗外飘着小雨，老伴已经睡着了。
我悄悄来到客厅，穿上套鞋，戴上手套，出门。
雨点落在自行车棚上，滴滴答答作响。我推出三轮车，套上一件玫红色的雨披。
我带了个旧脸盆，翻垃圾的时候，我用它扣住三轮车坐凳不被淋湿。
走出小区，往北50米，路边摆着8个垃圾桶，这是我的第一个“据点”。
我拿一根铁签，敲敲桶里的垃圾袋。我耳朵不好，听不清声音了，但凭我多年的经验，靠手上的感觉，就知道袋子里有没有好东西。
一个白色的药盒，是今天的第一个收获。
一位穿着厨师服的年轻小伙，提着一个大黑色垃圾袋过来，丢在垃圾桶边。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装调料的塑料大瓶，还有装鸡蛋的纸壳。
不一会儿，三轮车已经装得满满的。
我蹬上三轮车，在午夜的城市里穿行。潮湿的路面，倒映着昏黄的路灯。
几家夜宵店还在营业，里面有许多年轻人在喝酒，吃夜宵。
餐厅老板知道我要来，已经把纸板和饮料瓶放在门边，等着我来收。
深夜，是别人熄灯睡觉的时候，我出门去捡垃圾。我这样做已经10年了，无论刮风下雨。
02 父亲带我大街上捡烟头
我父亲是铁道岔工，在杭州临平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铁路工人集体罢工。父亲没了工作，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1939年，母亲感染了日军投放的伤寒，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母亲去世后，家散了。大姐和父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再没回来过。二姐回了上虞老家，12岁的哥哥去海宁做学徒。我和父亲在临平相依为命。
1939年，我7岁，本该是上学的年纪，看到其他孩子有书读，我非常羡慕。
我父亲一米七不到，身材消瘦，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褂。为了活下去，父亲每天带我到临平的街上，捡别人抽剩下的烟头。
烟头捡回家，把没抽完的烟丝抽出来，再买点土烟丝，混合在一起，卷成烟卷，再去街上售卖。卖一包，可以赚一毛钱。
一毛钱是我一天的伙食费。能买一把苞米面。
实在没东西吃了，就去人家的猪圈里，捡别人喂猪的蚕豆，洗干净煮来吃。
臭气熏天的泔水桶，我们也去掏。有时能掏到活命的食物。
11岁，我才去上小学。
我穿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着脚，去临平中心小学报到。
学校老师说，不能光脚，不能穿背心。
家里穷得叮当响，买不起鞋，买不起衣服。我一年四季光着脚，睡觉前，脚用冷水冲一冲就上床睡觉了。寒冬腊月，两只脚长满了冻疮。
03 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盘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在杭州安定中学（现杭州第七中学）读初一，拿着小红旗到城站火车站，欢迎解放军进城。
11月24日，杭州市团委让我去浙江省军区机要训练大队报到。
机要训练大队在六公园边上，我从来没去过。中午，我从学校出发，沿着解放路一路走一路打听。找到大队时，天已经黑了，我又渴又饿。
接待我的解放军战士，二十多岁，一米七的个头，戴着一顶棉布军帽。
我填完表格后，他很关心地问我：“饿不饿，有没有吃饭？”
我摇摇头。
他带我去食堂找炊事员，给我炒了一份胡萝卜炒肉。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盘菜。
我们安定中学有三个学生去省军区报到。其中一个报到了，后来没去。另一个，待了两个月跑了，只有我留在了部队。
部队给我饭吃，还教我文化知识。这么好的日子啊，我做梦都想不到。
我在机要训练大队学习了8个月，分配到舟山岱山县22军64师191团1连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识字读书，战士年龄基本都比我大。
我的津贴是一斤肉，一包烟，我把这些都节省下来，坐船去上海，买了11本新华字典，回来送给战士们，一个班一本。
1952年，我去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分配到长春军事学校当教员，后来到吉林丰满水电站505团当参谋。
我在部队待了29年，立了三次三等功，军衔是上尉。
1978年，我转业到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当老师。我组织学生军训，给学生们上国防军事课。
学校里有许多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我拿出工资，一点点补助他们。
学校操场（右下角白衣服是我）
1993年，我退休，和老伴住在杭州潮鸣寺巷。
部队对我的培养，我始终记在心里。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就算退休了，我也要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1983年，总参动员部，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来学校视察，我后排左一
04 我的心被击中了
2012年10月一天晚上，我坐在家里书桌前看报纸。
有一篇“希望工程”的报道，上面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小女孩，穿得脏兮兮的，眼睛大大的，手里还握着一支铅笔。
孩子清澈、纯净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我的心被击中了。
我感受到小女孩对学习的渴望。上不起学，太罪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到报社。
我说，我想帮助孩子上学，有没有上学困难的孩子，帮我联系一下。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139”开头的电话。
电话里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声音，她说自己姓裘，是报社的记者。
裘记者说，衢州常山有个女孩，叫玲玲，今年高考考了607分，是学校文科班超过重点分数线的四个学生之一，但家里比较困难，交不起学费。
玲玲的父亲患小儿麻痹症，靠低保金生活。母亲每天踩三轮车赚钱，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她每天早上7点就出门工作，一直到深夜。
玲玲家有一只1米2高、2米长、1米宽的木箱，里面装满了她从小学到高三所有的课本、参考书和笔记本，她视若珍宝。
我听了玲玲的情况，说：“没问题，这孩子我来资助。”
挂掉电话，我找来纸笔，写信给玲玲，祝贺她考上大学。我没有智能手机，去银行汇了1000块钱给女孩，作为她考上大学的奖励。
我在信里承诺，接下来每个月会给她一笔助学金。
我既然决定了帮人，就得诚心。不能今天高兴给就拿1000块，明天不想给就不给了。
我退休工资6000多块，是我全部的收入，能保证自己的生活。
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我能帮的就比较有限了。而且除了金钱，我也希望在精神上，对孩子们有所传递。
我想起童年拾荒的经历。
捡废品这件事，对社会而言，是做垃圾分类，节约资源，对我而言，卖废品赚来的钱，还可以帮助困难学生。
这年年底，我就推着三轮车出去捡废品了。
垃圾桶打开，里面有各种东西，收音机，硬纸板，铜的水龙头，塑料瓶……
它们没有分类，就被丢进垃圾桶里。如果我不把他们捡出来，它们就被烧掉，或者填埋了，这是资源的严重浪费。
捡垃圾时，我一点不觉得苦，不觉得累。我在帮国家节省资源，帮困难的学生上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老伴很支持我，她帮我一起捡，看到空的塑料瓶，废纸板，都捡回来给我。
05 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
我住的小区，附近有很多拾荒者，都靠这个为生。我有退休工资，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所以我都是晚上去捡废品。
有一次，夏天，凌晨1点，我在凤起苑门口翻垃圾桶。
有位打扮洋气的女士过来，和我说：
“大爷，我下班回来，经常看到你在捡垃圾，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捡垃圾，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说：“不困难的。我是浙大老师，捡垃圾为了帮学生上学。”
她拿出100块钱塞给我，说要支持我。
她姓季，是做会展工作的，黑龙江人，经常加班到深夜。每次碰到我，她都要给我一些钱，帮我一起资助学生。最多的时候，一次给了我五百块。
还有位姓叶的姑娘，丽水人，三十多岁，也住在凤起苑。
她把小区里的废品收集起来，晚上11点，到路边等我，把废品一起拿给我。后来，她搬家了，临走前还给了我一些钱。
附近还有不少邻居，也对我很好。天气冷的时候，给我帽子，给我手套。天气热的时候，送我矿泉水，送我水果。
我家对面的“石浦小海鲜”，是一对夫妻开的。从我第一年捡废品开始，他们每天都会把饮料瓶和纸板整理好，放在店门口，等着我去拿。
有人问我，大晚上出门捡垃圾危险吗？
我说，我没有遇到过危险，我遇到的都是好人。
还有一次，凌晨2点，我三轮车装满，准备回家了。路过泰和苑门口时，我看到路上有一包东西，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
我下车，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还有一部手机。我站在原地等了很久，一直没等到失主回来拿，我把它带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9点，失主来电话了。我说，你来拿吧。
失主是位中年男人，他说丈母娘住院，他昨晚医院回来时，把包弄丢了。
得知我午夜捡废品，是帮助贫困学生。他拿出一千块钱，说支持公益事业。
我收下钱，在我的笔记本上登记上：1000元。每一笔好心人的捐助，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的，不差一分钱地，转交到贫困学生手上。
06 老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很激动
2016年，玲玲大学毕业了，我还想继续资助孩子。
我想到了市团委，当年是他们把我送去部队，才有我今天的生活。我联系了市团委，说我是大学退休教师，想帮助孩子上学。
团委答复说，他们没这样的机构，但可以帮忙联系。
2017年7月，浙江省青少年基金会给我电话，说他们那有个女孩子，考上大学了，但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女孩是常山县一中的。
太巧了，玲玲也是常山县一中的。我很高兴，马上答应了下来。
8月16日下午，天气炎热，气温三十多度，街上的空气都热得扭曲了。
我坐公交车，从潮鸣寺巷赶去文二路，去青少年基金会交钱。
我没有智能手机，钱都是纸币，一张一张，皱巴巴的。5000块钱，厚厚一沓了，我用一块手帕把钱包起来，放进包里。
下午3点，我来到基金会。
工作人员问我：“钱是养老金，还是儿女孝敬的？”
我说：“这些钱，大多是我晚上捡破烂挣来的，一个月挣三百多，为了凑5000块钱，我拿我的养老金补上了些。”
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办公室里十几位男女同志都围过来，有几位眼泛泪光。
我交了钱，就回去了。
没想到，当天晚上7点，记者就来采访我了，问我白天是不是去捐款了。
我说是的，捐了5000块钱，我特别叮嘱他，发稿的时候，不要写我名字。
我不上网，也不知道网上发生了什么。19日晚上，我老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他很激动，第一句话就是：“老王，你上网了！”
我很诧异，说：“上什么网？”
他说：“我网上都看到了，你在资助大学生，对不对？”
我说：“啊！我和记者说了的，帮我改个名字。”
我叫王坤森，记者把我改成了“王伸森”。
老朋友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了，你做了好事，还跑得了吗？”
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在做的事，来捐钱。2021年，中大集团捐了一万块，浙江大学帮我设立了“王坤森助学金”，每年帮助一位困难学生。
大家和我一起帮助困难学生，我是非常欢迎的。
捐助结对卡
07 我种的无花果，和蜜一样甜
早在2006年，我就开始种花。
我家住在一楼，窗户外是花坛，花坛对面是家饭店。晚上，吃夜宵的人出来就在花坛里大小便，丢垃圾。花坛里臭气熏天，植物死光。
我和社区说，这块花坛我来管。
我买来一批“一丈红”（蜀葵），沿着花坛种了一排。第二年夏天，“一丈红”开花了，窗口望出去，红的黄的，一株株竖立着，成了一道鲜花屏风。
我种“一丈红”可不止一丈，能长到二楼阳台。
路过的朋友们看到，都要拿手机拍两张照。我窗口成了摄影点了。
饭店里吃夜宵的人，看到这么美丽的花朵，也不好意思往里丢垃圾了。
有邻居朋友觉得喜欢，想拿一些回去种，我开始育苗。第一年，送出去50盆。第二年，送出去80盆。都是免费的。
美人蕉开得正盛
开始助学后，我在边上竖个牌子：先生们，女士们，美丽的鲜花，喜欢可以拿去。我在帮助孩子上大学，献点爱心吧，一块也行，五块也行。
每位拿花的朋友都会给，多的五十块，一百块。
社区有位姓郭的工作人员，她经常帮我打字，复印资料。
她想问我要一盆滴水观音。我说，经常来麻烦你，这盆植物送给你。
她不肯，一定要给我100块钱，让我捐助给大学生。
我种的昙花开了，我和老伴把花搬到外面，和路过的朋友们一起欣赏
我还种了几棵无花果树。无花果结了很多，我送给附近的孩子们吃。
街上水果店卖的无花果都是紫色的。我自己种出来的无花果，是黄色的，和蜜一样甜。无花果还有抗癌作用。
我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就几件事，种花，种果树，捡废品，生活规律又充实。
无花果又结果了
08 纯洁善良的心，是无价之宝
我从2012年开始拾荒，资助大学生，到今年满10年。
这10年间，我只休息过二十天。2013年，哥哥在上海去世了，我去了一天。去年4月，我心脏动了个手术，休息了两个星期。
除此之外，无论刮风下雨，大年初一、中秋节，我都没停下过。
我粗略算了算，我一个晚上，能捡50斤废品，多的时候有100斤。10年下来，有100吨废品了，不算其他，光卖废品的收入有几万了。
满满一车废品
今年3月，浙江海洋大学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资助学生。
我说，好的，没问题。
我一共资助了7个孩子，5个已经完成学业，开始工作了。两个还没有毕业，一个是浙江大学的，一个是浙江海洋大学的。
去年，我心脏动手术。我是浙江医学院的退休教师，在浙一动手术，我们的医生技术很好，做完之后，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动过手术之后，我晚上10点出门，12点前就回来了，不多跑了。
我资助的这些学生，经常给我写信，打电话。玲玲是我第一位帮助的大学生，她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爷爷，我一直记着您的话，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我坚持每天早早地到达办公室，关心学生的身体情况，帮助学困生巩固知识。我希望自己所做的努力，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更多知识。”
玲玲在网上看到我帮助第二个学生时，她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200元，给那位困难学生。
我让她不要寄了，她家条件本就不好，应该先把自己生活稳定了，再去帮助别人。
孩子们给我寄的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我都珍藏着
我的笔记本用了好多年，封面上颜色都已经磨光了。翻开第一页，最上面抄写着一段话，是我在文汇报上看到的：
“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价格，可以用金钱去换取，唯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是无价之宝。”
目录
王坤森，1932年出生于杭州。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退休教师。
讲述 王坤森
主笔 牛牛
01 深夜别人熄灯睡觉，我出门了
我今年90岁，耳朵有点背了，但眼睛还很亮。我的背也驼了，但我还能走夜路。
这是一个下雨天。晚上10点，窗外飘着小雨，老伴已经睡着了。
我悄悄来到客厅，穿上套鞋，戴上手套，出门。
雨点落在自行车棚上，滴滴答答作响。我推出三轮车，套上一件玫红色的雨披。
我带了个旧脸盆，翻垃圾的时候，我用它扣住三轮车坐凳不被淋湿。
走出小区，往北50米，路边摆着8个垃圾桶，这是我的第一个“据点”。
我拿一根铁签，敲敲桶里的垃圾袋。我耳朵不好，听不清声音了，但凭我多年的经验，靠手上的感觉，就知道袋子里有没有好东西。
一个白色的药盒，是今天的第一个收获。
一位穿着厨师服的年轻小伙，提着一个大黑色垃圾袋过来，丢在垃圾桶边。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装调料的塑料大瓶，还有装鸡蛋的纸壳。
不一会儿，三轮车已经装得满满的。
我蹬上三轮车，在午夜的城市里穿行。潮湿的路面，倒映着昏黄的路灯。
几家夜宵店还在营业，里面有许多年轻人在喝酒，吃夜宵。
餐厅老板知道我要来，已经把纸板和饮料瓶放在门边，等着我来收。
深夜，是别人熄灯睡觉的时候，我出门去捡垃圾。我这样做已经10年了，无论刮风下雨。
02 父亲带我大街上捡烟头
我父亲是铁道岔工，在杭州临平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铁路工人集体罢工。父亲没了工作，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1939年，母亲感染了日军投放的伤寒，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母亲去世后，家散了。大姐和父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再没回来过。二姐回了上虞老家，12岁的哥哥去海宁做学徒。我和父亲在临平相依为命。
1939年，我7岁，本该是上学的年纪，看到其他孩子有书读，我非常羡慕。
我父亲一米七不到，身材消瘦，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褂。为了活下去，父亲每天带我到临平的街上，捡别人抽剩下的烟头。
烟头捡回家，把没抽完的烟丝抽出来，再买点土烟丝，混合在一起，卷成烟卷，再去街上售卖。卖一包，可以赚一毛钱。
一毛钱是我一天的伙食费。能买一把苞米面。
实在没东西吃了，就去人家的猪圈里，捡别人喂猪的蚕豆，洗干净煮来吃。
臭气熏天的泔水桶，我们也去掏。有时能掏到活命的食物。
11岁，我才去上小学。
我穿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着脚，去临平中心小学报到。
学校老师说，不能光脚，不能穿背心。
家里穷得叮当响，买不起鞋，买不起衣服。我一年四季光着脚，睡觉前，脚用冷水冲一冲就上床睡觉了。寒冬腊月，两只脚长满了冻疮。
03 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盘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在杭州安定中学（现杭州第七中学）读初一，拿着小红旗到城站火车站，欢迎解放军进城。
11月24日，杭州市团委让我去浙江省军区机要训练大队报到。
机要训练大队在六公园边上，我从来没去过。中午，我从学校出发，沿着解放路一路走一路打听。找到大队时，天已经黑了，我又渴又饿。
接待我的解放军战士，二十多岁，一米七的个头，戴着一顶棉布军帽。
我填完表格后，他很关心地问我：“饿不饿，有没有吃饭？”
我摇摇头。
他带我去食堂找炊事员，给我炒了一份胡萝卜炒肉。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香的一盘菜。
我们安定中学有三个学生去省军区报到。其中一个报到了，后来没去。另一个，待了两个月跑了，只有我留在了部队。
部队给我饭吃，还教我文化知识。这么好的日子啊，我做梦都想不到。
我在机要训练大队学习了8个月，分配到舟山岱山县22军64师191团1连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识字读书，战士年龄基本都比我大。
我的津贴是一斤肉，一包烟，我把这些都节省下来，坐船去上海，买了11本新华字典，回来送给战士们，一个班一本。
1952年，我去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分配到长春军事学校当教员，后来到吉林丰满水电站505团当参谋。
我在部队待了29年，立了三次三等功，军衔是上尉。
1978年，我转业到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当老师。我组织学生军训，给学生们上国防军事课。
学校里有许多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我拿出工资，一点点补助他们。
学校操场（右下角白衣服是我）
1993年，我退休，和老伴住在杭州潮鸣寺巷。
部队对我的培养，我始终记在心里。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就算退休了，我也要做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1983年，总参动员部，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来学校视察，我后排左一
04 我的心被击中了
2012年10月一天晚上，我坐在家里书桌前看报纸。
有一篇“希望工程”的报道，上面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小女孩，穿得脏兮兮的，眼睛大大的，手里还握着一支铅笔。
孩子清澈、纯净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我的心被击中了。
我感受到小女孩对学习的渴望。上不起学，太罪过了。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到报社。
我说，我想帮助孩子上学，有没有上学困难的孩子，帮我联系一下。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139”开头的电话。
电话里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声音，她说自己姓裘，是报社的记者。
裘记者说，衢州常山有个女孩，叫玲玲，今年高考考了607分，是学校文科班超过重点分数线的四个学生之一，但家里比较困难，交不起学费。
玲玲的父亲患小儿麻痹症，靠低保金生活。母亲每天踩三轮车赚钱，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她每天早上7点就出门工作，一直到深夜。
玲玲家有一只1米2高、2米长、1米宽的木箱，里面装满了她从小学到高三所有的课本、参考书和笔记本，她视若珍宝。
我听了玲玲的情况，说：“没问题，这孩子我来资助。”
挂掉电话，我找来纸笔，写信给玲玲，祝贺她考上大学。我没有智能手机，去银行汇了1000块钱给女孩，作为她考上大学的奖励。
我在信里承诺，接下来每个月会给她一笔助学金。
我既然决定了帮人，就得诚心。不能今天高兴给就拿1000块，明天不想给就不给了。
我退休工资6000多块，是我全部的收入，能保证自己的生活。
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我能帮的就比较有限了。而且除了金钱，我也希望在精神上，对孩子们有所传递。
我想起童年拾荒的经历。
捡废品这件事，对社会而言，是做垃圾分类，节约资源，对我而言，卖废品赚来的钱，还可以帮助困难学生。
这年年底，我就推着三轮车出去捡废品了。
垃圾桶打开，里面有各种东西，收音机，硬纸板，铜的水龙头，塑料瓶……
它们没有分类，就被丢进垃圾桶里。如果我不把他们捡出来，它们就被烧掉，或者填埋了，这是资源的严重浪费。
捡垃圾时，我一点不觉得苦，不觉得累。我在帮国家节省资源，帮困难的学生上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老伴很支持我，她帮我一起捡，看到空的塑料瓶，废纸板，都捡回来给我。
05 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
我住的小区，附近有很多拾荒者，都靠这个为生。我有退休工资，我不想抢他们的饭碗，所以我都是晚上去捡废品。
有一次，夏天，凌晨1点，我在凤起苑门口翻垃圾桶。
有位打扮洋气的女士过来，和我说：
“大爷，我下班回来，经常看到你在捡垃圾，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捡垃圾，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说：“不困难的。我是浙大老师，捡垃圾为了帮学生上学。”
她拿出100块钱塞给我，说要支持我。
她姓季，是做会展工作的，黑龙江人，经常加班到深夜。每次碰到我，她都要给我一些钱，帮我一起资助学生。最多的时候，一次给了我五百块。
还有位姓叶的姑娘，丽水人，三十多岁，也住在凤起苑。
她把小区里的废品收集起来，晚上11点，到路边等我，把废品一起拿给我。后来，她搬家了，临走前还给了我一些钱。
附近还有不少邻居，也对我很好。天气冷的时候，给我帽子，给我手套。天气热的时候，送我矿泉水，送我水果。
我家对面的“石浦小海鲜”，是一对夫妻开的。从我第一年捡废品开始，他们每天都会把饮料瓶和纸板整理好，放在店门口，等着我去拿。
有人问我，大晚上出门捡垃圾危险吗？
我说，我没有遇到过危险，我遇到的都是好人。
还有一次，凌晨2点，我三轮车装满，准备回家了。路过泰和苑门口时，我看到路上有一包东西，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
我下车，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还有一部手机。我站在原地等了很久，一直没等到失主回来拿，我把它带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9点，失主来电话了。我说，你来拿吧。
失主是位中年男人，他说丈母娘住院，他昨晚医院回来时，把包弄丢了。
得知我午夜捡废品，是帮助贫困学生。他拿出一千块钱，说支持公益事业。
我收下钱，在我的笔记本上登记上：1000元。每一笔好心人的捐助，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的，不差一分钱地，转交到贫困学生手上。
06 老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很激动
2016年，玲玲大学毕业了，我还想继续资助孩子。
我想到了市团委，当年是他们把我送去部队，才有我今天的生活。我联系了市团委，说我是大学退休教师，想帮助孩子上学。
团委答复说，他们没这样的机构，但可以帮忙联系。
2017年7月，浙江省青少年基金会给我电话，说他们那有个女孩子，考上大学了，但家庭困难上不起学，女孩是常山县一中的。
太巧了，玲玲也是常山县一中的。我很高兴，马上答应了下来。
8月16日下午，天气炎热，气温三十多度，街上的空气都热得扭曲了。
我坐公交车，从潮鸣寺巷赶去文二路，去青少年基金会交钱。
我没有智能手机，钱都是纸币，一张一张，皱巴巴的。5000块钱，厚厚一沓了，我用一块手帕把钱包起来，放进包里。
下午3点，我来到基金会。
工作人员问我：“钱是养老金，还是儿女孝敬的？”
我说：“这些钱，大多是我晚上捡破烂挣来的，一个月挣三百多，为了凑5000块钱，我拿我的养老金补上了些。”
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办公室里十几位男女同志都围过来，有几位眼泛泪光。
我交了钱，就回去了。
没想到，当天晚上7点，记者就来采访我了，问我白天是不是去捐款了。
我说是的，捐了5000块钱，我特别叮嘱他，发稿的时候，不要写我名字。
我不上网，也不知道网上发生了什么。19日晚上，我老朋友从美国打来电话，他很激动，第一句话就是：“老王，你上网了！”
我很诧异，说：“上什么网？”
他说：“我网上都看到了，你在资助大学生，对不对？”
我说：“啊！我和记者说了的，帮我改个名字。”
我叫王坤森，记者把我改成了“王伸森”。
老朋友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了，你做了好事，还跑得了吗？”
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在做的事，来捐钱。2021年，中大集团捐了一万块，浙江大学帮我设立了“王坤森助学金”，每年帮助一位困难学生。
大家和我一起帮助困难学生，我是非常欢迎的。
捐助结对卡
07 我种的无花果，和蜜一样甜
早在2006年，我就开始种花。
我家住在一楼，窗户外是花坛，花坛对面是家饭店。晚上，吃夜宵的人出来就在花坛里大小便，丢垃圾。花坛里臭气熏天，植物死光。
我和社区说，这块花坛我来管。
我买来一批“一丈红”（蜀葵），沿着花坛种了一排。第二年夏天，“一丈红”开花了，窗口望出去，红的黄的，一株株竖立着，成了一道鲜花屏风。
我种“一丈红”可不止一丈，能长到二楼阳台。
路过的朋友们看到，都要拿手机拍两张照。我窗口成了摄影点了。
饭店里吃夜宵的人，看到这么美丽的花朵，也不好意思往里丢垃圾了。
有邻居朋友觉得喜欢，想拿一些回去种，我开始育苗。第一年，送出去50盆。第二年，送出去80盆。都是免费的。
美人蕉开得正盛
开始助学后，我在边上竖个牌子：先生们，女士们，美丽的鲜花，喜欢可以拿去。我在帮助孩子上大学，献点爱心吧，一块也行，五块也行。
每位拿花的朋友都会给，多的五十块，一百块。
社区有位姓郭的工作人员，她经常帮我打字，复印资料。
她想问我要一盆滴水观音。我说，经常来麻烦你，这盆植物送给你。
她不肯，一定要给我100块钱，让我捐助给大学生。
我种的昙花开了，我和老伴把花搬到外面，和路过的朋友们一起欣赏
我还种了几棵无花果树。无花果结了很多，我送给附近的孩子们吃。
街上水果店卖的无花果都是紫色的。我自己种出来的无花果，是黄色的，和蜜一样甜。无花果还有抗癌作用。
我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就几件事，种花，种果树，捡废品，生活规律又充实。
无花果又结果了
08 纯洁善良的心，是无价之宝
我从2012年开始拾荒，资助大学生，到今年满10年。
这10年间，我只休息过二十天。2013年，哥哥在上海去世了，我去了一天。去年4月，我心脏动了个手术，休息了两个星期。
除此之外，无论刮风下雨，大年初一、中秋节，我都没停下过。
我粗略算了算，我一个晚上，能捡50斤废品，多的时候有100斤。10年下来，有100吨废品了，不算其他，光卖废品的收入有几万了。
满满一车废品
今年3月，浙江海洋大学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资助学生。
我说，好的，没问题。
我一共资助了7个孩子，5个已经完成学业，开始工作了。两个还没有毕业，一个是浙江大学的，一个是浙江海洋大学的。
去年，我心脏动手术。我是浙江医学院的退休教师，在浙一动手术，我们的医生技术很好，做完之后，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动过手术之后，我晚上10点出门，12点前就回来了，不多跑了。
我资助的这些学生，经常给我写信，打电话。玲玲是我第一位帮助的大学生，她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爷爷，我一直记着您的话，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我坚持每天早早地到达办公室，关心学生的身体情况，帮助学困生巩固知识。我希望自己所做的努力，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更多知识。”
玲玲在网上看到我帮助第二个学生时，她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200元，给那位困难学生。
我让她不要寄了，她家条件本就不好，应该先把自己生活稳定了，再去帮助别人。
孩子们给我寄的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我都珍藏着
我的笔记本用了好多年，封面上颜色都已经磨光了。翻开第一页，最上面抄写着一段话，是我在文汇报上看到的：
“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价格，可以用金钱去换取，唯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是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