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合就业中对残障人士的支持不足，其实并不是某个公司或*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公益组织蓝睛灵的视障员工李松松提到。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法律和政策不断完善，以保障残障人士的权利和福祉，但现实中残障人士依然面临着众多挑战。从日常出行的障碍到职场中的不平等待遇，再到社交活动中的隐性排斥，这些问题反映了社会对残障人士需求认知的不足与无障碍服务的缺失。
社会的误解
“不要不好意思，你不就是盲人按摩师吗。”“心智障碍者就别想着工作了。”“没法自己走路就不要到处跑……”不同的残障群体常常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偏见，社会长久以来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误解早已在残障人群心中留下了道道疤痕。
“在盲校，他们对你的文化课和其他的东西没那么关心。对于未来的技能培训也只局限于按摩这一种。”蓝睛灵的视障员工陈晓斌曾在盲校就读，他对视障人士的就业现状忧虑不已。
李松松是后天疾病所造成的视力损伤，在视力严重下降之前他做过审计与财务。视力损伤后，他来到了视障公益组织蓝睛灵工作，但每天的上班往返在门卫大哥眼中就默认为是去按摩店工作。
“毕竟对视障来说按摩才是主流职业。”李松松漏出一丝苦笑，自嘲般地说到，似乎对这种误解早已习以为常。这种刻板印象忽视了视障人士在其他领域同样可以有出色表现的事实。这种导向使得他们常常会面临就业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而社会企业由于对视障人士工作能力的不信任，通常不会考虑雇佣他们。
很多人认为心智障碍人士是无法工作的，因为他们无法正常与他人交流。
梦工坊咖啡馆吧是一家与上海各区特殊教育学校专项对接的社会企业，除店长与副店长外，它的每一位店员都是心智障碍者。朱店长说，只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和锻炼，心智障碍人士也能正常工作：“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是咖啡师，学了5年也考了咖啡师资格证。”
但是，梦工坊咖啡吧这样的社会企业在社会中非常稀少，不足以消化每年上海各区从特殊学校毕业的心智障碍者们。“毕业后就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像去年我们只招了一个人，但是毕业的光浦东就有四十多个，其他没有就业机会的心智障碍者就只能回家。”
朱店长看着周围带着灿烂笑容辛勤工作的孩子们，“像我们这样的咖啡馆又有几家呢？”语气中尽是可惜与落寞。
出行的障碍
在残障人士眼中，虽然社会上许许多多地方已经贴上了无障碍的标签，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
心理障碍是残障人士需要度过的第一个难关。当残障人士遭受后天创伤后，他们大多倾向于待在家中而非外出活动。李松松曾经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在家一躺就是三四年吧”，但当他通过公益机构接触到他人，了解了其他人的故事之后，心态发生变化，“我之前参加过一个视障人士的相亲活动。其中有一位姑娘问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当时我没有工作，就觉得很窘迫。后来又了解到她积极生活的故事，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李松松于是开始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并在后来成为了蓝睛灵公益机构中的一名成员，继续自己的就业之路。
在走出家门后，残障人士的出行也会遇到很多障碍。
“有个台阶也好，门框太小也好，都是我们的阻碍。”蓝天畅行助残服务社创办人缪红，也是一位轮友（依靠轮椅出行的肢体障碍人士）讲到。她说如果平常的出行都要麻烦别人的话，轮友心里就会有阴影，会更不想出门。同时她也提到，社会虽然已经在推行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但是却没有深刻地了解残障人群的真实需求。
对于轮友来说，外出时上厕所时常会遇到问题。缪红说：“无障碍厕所，要么门是关着的，要么打开里面就放了一些清洁阿姨的杂物，要么就是健全的人在使用，真正轮到我们使用的时候就需要在外面等很长时间。”
“地铁无障碍通道前经常会放两个石墩，为了阻挡自行车、电动车进地铁站。”但是，这些石墩往往会阻碍轮友们出入地铁站，甚至为了这个问题缪红“每次都要打110，让交警来帮我们把石墩子移走。”
这些设计盲点与公众不自觉不仅导致了残障人群出行的不便，也导致了他们更不愿意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从而更加减少了公众与残障群体的接触，造成更多的不了解与不理解，形成恶性循环。
站在视障朋友的角度，正确的引导能为视障出行提供很多合理便利。引导者说“往这边走”时，视障人士并不能从中获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路人把视障伙伴推在前面行走时，反而让他们处在更危险的位置，路人拉扯盲杖引导，更是犯了引导视障者的大忌。这些引导的严重错误是视障伙伴在出行时常常会遇到的。
政策的漏洞
残障人士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被解决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相关政策与法律对残障人士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政策的预期目标却常常与现实相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负责其维护和管理，确保设施的正常功能和使用安全。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实际监管的缺失使得许多标榜“无障碍”的设施并未真正满足需要。
2024年7月5日，西安市雁翔路段有位市民在盲道上滑倒，由于道路改造，施工方把原来的盲道换成了不锈钢的金属材料。
“盲道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占用，比如共享单车，所以对视障人士来说盲道反而比较危险。”晓斌作为经常出行的视障人士，也无法完全依靠盲道出行。
同样的挑战也出现在《残疾人保障法》的执行中。该法旨在改善残障人士的就业状况，但其政策文本中的“应当”、“要”等模糊词汇，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实际就业市场对视障人士的工作机会仍然十分有限，并且衍生出与其根本目的不同的就业情况。
“企业宁愿给你最低工资让你待在家里，也不愿意来吸纳残障人士”缪红与其他残障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提到了“挂靠”这个现象。“由于政策规定每100人的企业必须要有1.5个残障人士就业，所以大部分企业都假装雇佣残障人士，给他们最低工资但是不用来上班。”这也间接阻碍了残障人群的社会融合，使其就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残障人士在社会福利和支持方面的困境也不容忽视。我国的残障人福利政策虽然侧重于救助，但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残障人士的真实需求。李江涛和蔡国萱在《文明的尺度：残障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实践与探索》中指出，当前的福利体系并未能显著提升残障人士的生活质量。
缪红与黄燕创办蓝天畅行已经近8年的时间，谈到为什么将组织名定为“蓝天畅行”时，缪红说道：“我们的理念就是在蓝天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和别人一样，平等地、有尊严地出行，生活。”
无障碍不仅仅只关乎残障人士，而是为了社会上的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变得“有障碍”。正如李松松所说：“希望能激发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行动力，确保每一个人，无论身体状况如何，都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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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合就业中对残障人士的支持不足，其实并不是某个公司或*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公益组织蓝睛灵的视障员工李松松提到。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法律和政策不断完善，以保障残障人士的权利和福祉，但现实中残障人士依然面临着众多挑战。从日常出行的障碍到职场中的不平等待遇，再到社交活动中的隐性排斥，这些问题反映了社会对残障人士需求认知的不足与无障碍服务的缺失。
社会的误解
“不要不好意思，你不就是盲人按摩师吗。”“心智障碍者就别想着工作了。”“没法自己走路就不要到处跑……”不同的残障群体常常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偏见，社会长久以来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误解早已在残障人群心中留下了道道疤痕。
“在盲校，他们对你的文化课和其他的东西没那么关心。对于未来的技能培训也只局限于按摩这一种。”蓝睛灵的视障员工陈晓斌曾在盲校就读，他对视障人士的就业现状忧虑不已。
李松松是后天疾病所造成的视力损伤，在视力严重下降之前他做过审计与财务。视力损伤后，他来到了视障公益组织蓝睛灵工作，但每天的上班往返在门卫大哥眼中就默认为是去按摩店工作。
“毕竟对视障来说按摩才是主流职业。”李松松漏出一丝苦笑，自嘲般地说到，似乎对这种误解早已习以为常。这种刻板印象忽视了视障人士在其他领域同样可以有出色表现的事实。这种导向使得他们常常会面临就业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而社会企业由于对视障人士工作能力的不信任，通常不会考虑雇佣他们。
很多人认为心智障碍人士是无法工作的，因为他们无法正常与他人交流。
梦工坊咖啡馆吧是一家与上海各区特殊教育学校专项对接的社会企业，除店长与副店长外，它的每一位店员都是心智障碍者。朱店长说，只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和锻炼，心智障碍人士也能正常工作：“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是咖啡师，学了5年也考了咖啡师资格证。”
但是，梦工坊咖啡吧这样的社会企业在社会中非常稀少，不足以消化每年上海各区从特殊学校毕业的心智障碍者们。“毕业后就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像去年我们只招了一个人，但是毕业的光浦东就有四十多个，其他没有就业机会的心智障碍者就只能回家。”
朱店长看着周围带着灿烂笑容辛勤工作的孩子们，“像我们这样的咖啡馆又有几家呢？”语气中尽是可惜与落寞。
出行的障碍
在残障人士眼中，虽然社会上许许多多地方已经贴上了无障碍的标签，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
心理障碍是残障人士需要度过的第一个难关。当残障人士遭受后天创伤后，他们大多倾向于待在家中而非外出活动。李松松曾经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在家一躺就是三四年吧”，但当他通过公益机构接触到他人，了解了其他人的故事之后，心态发生变化，“我之前参加过一个视障人士的相亲活动。其中有一位姑娘问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当时我没有工作，就觉得很窘迫。后来又了解到她积极生活的故事，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李松松于是开始逐渐了解“外面的世界”，并在后来成为了蓝睛灵公益机构中的一名成员，继续自己的就业之路。
在走出家门后，残障人士的出行也会遇到很多障碍。
“有个台阶也好，门框太小也好，都是我们的阻碍。”蓝天畅行助残服务社创办人缪红，也是一位轮友（依靠轮椅出行的肢体障碍人士）讲到。她说如果平常的出行都要麻烦别人的话，轮友心里就会有阴影，会更不想出门。同时她也提到，社会虽然已经在推行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但是却没有深刻地了解残障人群的真实需求。
对于轮友来说，外出时上厕所时常会遇到问题。缪红说：“无障碍厕所，要么门是关着的，要么打开里面就放了一些清洁阿姨的杂物，要么就是健全的人在使用，真正轮到我们使用的时候就需要在外面等很长时间。”
“地铁无障碍通道前经常会放两个石墩，为了阻挡自行车、电动车进地铁站。”但是，这些石墩往往会阻碍轮友们出入地铁站，甚至为了这个问题缪红“每次都要打110，让交警来帮我们把石墩子移走。”
这些设计盲点与公众不自觉不仅导致了残障人群出行的不便，也导致了他们更不愿意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从而更加减少了公众与残障群体的接触，造成更多的不了解与不理解，形成恶性循环。
站在视障朋友的角度，正确的引导能为视障出行提供很多合理便利。引导者说“往这边走”时，视障人士并不能从中获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路人把视障伙伴推在前面行走时，反而让他们处在更危险的位置，路人拉扯盲杖引导，更是犯了引导视障者的大忌。这些引导的严重错误是视障伙伴在出行时常常会遇到的。
政策的漏洞
残障人士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被解决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相关政策与法律对残障人士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政策的预期目标却常常与现实相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负责其维护和管理，确保设施的正常功能和使用安全。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实际监管的缺失使得许多标榜“无障碍”的设施并未真正满足需要。
2024年7月5日，西安市雁翔路段有位市民在盲道上滑倒，由于道路改造，施工方把原来的盲道换成了不锈钢的金属材料。
“盲道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占用，比如共享单车，所以对视障人士来说盲道反而比较危险。”晓斌作为经常出行的视障人士，也无法完全依靠盲道出行。
同样的挑战也出现在《残疾人保障法》的执行中。该法旨在改善残障人士的就业状况，但其政策文本中的“应当”、“要”等模糊词汇，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实际就业市场对视障人士的工作机会仍然十分有限，并且衍生出与其根本目的不同的就业情况。
“企业宁愿给你最低工资让你待在家里，也不愿意来吸纳残障人士”缪红与其他残障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提到了“挂靠”这个现象。“由于政策规定每100人的企业必须要有1.5个残障人士就业，所以大部分企业都假装雇佣残障人士，给他们最低工资但是不用来上班。”这也间接阻碍了残障人群的社会融合，使其就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残障人士在社会福利和支持方面的困境也不容忽视。我国的残障人福利政策虽然侧重于救助，但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残障人士的真实需求。李江涛和蔡国萱在《文明的尺度：残障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实践与探索》中指出，当前的福利体系并未能显著提升残障人士的生活质量。
缪红与黄燕创办蓝天畅行已经近8年的时间，谈到为什么将组织名定为“蓝天畅行”时，缪红说道：“我们的理念就是在蓝天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和别人一样，平等地、有尊严地出行，生活。”
无障碍不仅仅只关乎残障人士，而是为了社会上的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变得“有障碍”。正如李松松所说：“希望能激发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行动力，确保每一个人，无论身体状况如何，都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