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岁来到阿巴嘎草原，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坚守，最终，她坚守成了一道风景，一道靓丽的草原风景！
大年
初四，记者慕名来到别力古台镇恩格尔小区一栋居民楼内，这里住着北京知青杨淑兰和她的丈夫苏义拉图。这时杨淑兰老两口正在穿戴蒙古服饰，一大早从牧区家中开车赶来的大儿子儿媳以及一帮小辈亲属都站在门口等候着，老两口穿戴停当，这才从里屋走出来，只见杨淑兰头戴黑色皮帽，身穿紫色
蒙古袍
，首先手捧蓝色
哈达
和亲家母彦德尔相互拜年问候，然后拉着她一起坐在沙发上，儿子儿媳以及小辈亲属们这才依次上前向三位长辈躬身行礼、敬献哈达拜年。
这一套民族传统礼节进行下来，大家才分长幼宾主落座，大儿媳给长辈和来客们一一奉茶敬酒，大家一边象征性地取食“年桌”摆盘上的奶食，一边说笑着，杨淑兰操着一口纯正流利的蒙古语和他们交流着，除了皮肤显得格外的白皙细腻以外，看上去她和牧民们几乎已经没有更多的区别了。
如今的杨淑兰老两口，平时就住在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一般只是在遇到节庆的时候，才由儿子接回牧区住上几天，好在路程只有五十来公里，到大队部又通了小柏油路，走起来也方便多了。杨淑兰夫妇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图门巴雅尔一看就是个典型的蒙古人，他很有头脑，是嘎查的副嘎查长兼任会计，二儿子自小在北京由姥姥一家带养大，在一家外企工作，其形象、做派则是典型的城市小白领，挺有意思。
今天是杨淑兰老两口去牧区走亲戚的日子，大儿子图门巴雅尔专门开车来接他们，车子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就到了牧业点上，只见一排四间砖瓦房宽敞明亮，旁边坐落着两顶蒙古包。远处的牲畜棚圈和储草棚等牧业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就连房屋后面的牛粪垛都堆放的整整齐齐、有模有样的。
杨淑兰是
阿巴嘎旗
现今为数不多没有返城的北京知青之一。1968年8月，当她和同一个学校的12名男女同学一起，千里迢迢一路火车坐完了倒汽车，汽车坐完了倒马车，一直被分配到当时的白音查干公社白音锡力大队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仅阿巴嘎旗就有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800多名，其中北京知青占绝大多数，有660多名。那时她只是凭着一股*的热情和冲动，随着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随波逐流报名来到草原的，她的心情也是茫然无助的。
但随着与牧民的日益接触，从不懂蒙古语到日常用语单词的发音，从不知在哪里下手干活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下夜、放牛、接羊羔等等日常畜牧业生产，慢慢地，她和其他知青插友都成了牧业劳动的好手。后来又派她到大队部给上学的孩子们做饭，有一个时期还接替了
赤脚医生
的工作，因为在牧民们看来，知识青年有文化、有头脑，见多识广，无所不能，更何况他们还是中央领导身边来的。在插包生活的日子里，她就住在亲家母彦德尔家里，“我的蒙古袍还是亲家母的家人给我做的呢”，回忆起往事，杨淑兰的眼眶早已湿润了。“我在大队部干家务活儿的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头儿也在大队小学当教师。我在大队给孩子们做饭，这样认识的。1972年，我们在草原上成了家。同队和我一样成为牧民妻子的还有王世英和靳莉两位，比我晚结婚一年两年。”说起他俩的爱情故事，杨淑兰似乎羞于开口，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话带过。
知青开始大返城的时候，朴实厚道的苏义拉图对杨淑兰说：“这次返城机会难得，你在这里生活也不一定完全习惯，还是北京的环境适合你，要不你就回去吧。”听到这番话，杨淑兰被深深感动了，她坚决地说：“我不回去，我怎么能舍得扔下你们呢？这里的牧民们心地善良，好相处，我会留在草原，留在你们身边，一直到老的。”
1980年3月，她正式参加工作，来到旗干部招待所担任了出纳员，一直干到1993年3月退休。在旗里工作的这些年，杨淑兰的家成了牧区亲戚们“不花钱的旅店”，她也乐此不疲、心甘情愿的招待他们吃喝住宿，还尽力帮助他们办各种杂事。她的大小姑子娜木吉勒玛亲口对记者描述说，“我的女儿在旗里读书上学，就住在舅舅家，舅妈对她可好了。”就这样，杨淑兰对这个外甥女视如己出，一直照顾了四年，直到她临近小学毕业。
在大儿子的家里，正说话间，陆续有前来拜年的牧民进来，无论是谁，都先向杨淑兰鞠躬问安，从中可以看出她在这一带牧民中间的威望和家族中的受尊重程度。就在年前，整个家族的人们张罗着为她过了一个隆重的七十岁大寿的庆寿宴席，数百人前来祝寿道贺，其中她所在嘎查的牧民几乎倾巢出动。
说来也巧，同是北京知青的王世英的丈夫和苏义拉图还是两姨兄弟，这样，王世英和杨淑兰就成了妯娌俩。对于杨淑兰，王世英有一番如下的评价：“她是我们中间普普通通的一员，通过自己辛勤的付出，日子过得很富足、幸福。反正我是挺有感受的，他们家和亲家之间的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特别的好，儿子儿媳妇都很孝敬她，连北京这边儿的二儿子儿媳妇也都特孝顺，孙子辈儿也都表现挺好的，我觉得这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不是光吹就能吹出来的，都是实实在在做出来搁在那儿了，我觉得她们家特别和谐和睦，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典范，一个特别成功的家庭。”
曾经去过她家的知青插友杨志忠一提起杨淑兰，也不由得感动、感慨，他还专门给其他人在微信里说道，知青中真正扎了根、仍在草原的留守者，为人低调、平和，从不说负能量的话，也不喜欢像我们有些人那样慷慨激昂唱高调，表现自己多么的'*'先进。她非常平凡，但很不简单！说起来也是让人心情难以平静。
也有人问她:“你本可以回京的，为什么没回呢？”她则平淡地回答:“哪能不想回呢？为了这个事，一家人还认真商量过，丈夫和大儿子都劝她回去和二儿子在北京生活，老头儿和老大继续留在
阿旗
，有时间有机会走动走动、回来看看就行了。”
其实人们心里也明白，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最终她却选择留了下来。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她回京，这个家的命运实际上就散了。但她既不是像当年喊的口号那样，也不是迫于无奈而就此认命，尽管丈夫和大儿子劝她回去，但她仍然不声不响地做出了自己留守草原的决定，是亲情和责任感促使她继续留守在这片圣洁的草原，直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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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岁来到阿巴嘎草原，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坚守，最终，她坚守成了一道风景，一道靓丽的草原风景！
大年
初四，记者慕名来到别力古台镇恩格尔小区一栋居民楼内，这里住着北京知青杨淑兰和她的丈夫苏义拉图。这时杨淑兰老两口正在穿戴蒙古服饰，一大早从牧区家中开车赶来的大儿子儿媳以及一帮小辈亲属都站在门口等候着，老两口穿戴停当，这才从里屋走出来，只见杨淑兰头戴黑色皮帽，身穿紫色
蒙古袍
，首先手捧蓝色
哈达
和亲家母彦德尔相互拜年问候，然后拉着她一起坐在沙发上，儿子儿媳以及小辈亲属们这才依次上前向三位长辈躬身行礼、敬献哈达拜年。
这一套民族传统礼节进行下来，大家才分长幼宾主落座，大儿媳给长辈和来客们一一奉茶敬酒，大家一边象征性地取食“年桌”摆盘上的奶食，一边说笑着，杨淑兰操着一口纯正流利的蒙古语和他们交流着，除了皮肤显得格外的白皙细腻以外，看上去她和牧民们几乎已经没有更多的区别了。
如今的杨淑兰老两口，平时就住在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一般只是在遇到节庆的时候，才由儿子接回牧区住上几天，好在路程只有五十来公里，到大队部又通了小柏油路，走起来也方便多了。杨淑兰夫妇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图门巴雅尔一看就是个典型的蒙古人，他很有头脑，是嘎查的副嘎查长兼任会计，二儿子自小在北京由姥姥一家带养大，在一家外企工作，其形象、做派则是典型的城市小白领，挺有意思。
今天是杨淑兰老两口去牧区走亲戚的日子，大儿子图门巴雅尔专门开车来接他们，车子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就到了牧业点上，只见一排四间砖瓦房宽敞明亮，旁边坐落着两顶蒙古包。远处的牲畜棚圈和储草棚等牧业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就连房屋后面的牛粪垛都堆放的整整齐齐、有模有样的。
杨淑兰是
阿巴嘎旗
现今为数不多没有返城的北京知青之一。1968年8月，当她和同一个学校的12名男女同学一起，千里迢迢一路火车坐完了倒汽车，汽车坐完了倒马车，一直被分配到当时的白音查干公社白音锡力大队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仅阿巴嘎旗就有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800多名，其中北京知青占绝大多数，有660多名。那时她只是凭着一股*的热情和冲动，随着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随波逐流报名来到草原的，她的心情也是茫然无助的。
但随着与牧民的日益接触，从不懂蒙古语到日常用语单词的发音，从不知在哪里下手干活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下夜、放牛、接羊羔等等日常畜牧业生产，慢慢地，她和其他知青插友都成了牧业劳动的好手。后来又派她到大队部给上学的孩子们做饭，有一个时期还接替了
赤脚医生
的工作，因为在牧民们看来，知识青年有文化、有头脑，见多识广，无所不能，更何况他们还是中央领导身边来的。在插包生活的日子里，她就住在亲家母彦德尔家里，“我的蒙古袍还是亲家母的家人给我做的呢”，回忆起往事，杨淑兰的眼眶早已湿润了。“我在大队部干家务活儿的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头儿也在大队小学当教师。我在大队给孩子们做饭，这样认识的。1972年，我们在草原上成了家。同队和我一样成为牧民妻子的还有王世英和靳莉两位，比我晚结婚一年两年。”说起他俩的爱情故事，杨淑兰似乎羞于开口，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话带过。
知青开始大返城的时候，朴实厚道的苏义拉图对杨淑兰说：“这次返城机会难得，你在这里生活也不一定完全习惯，还是北京的环境适合你，要不你就回去吧。”听到这番话，杨淑兰被深深感动了，她坚决地说：“我不回去，我怎么能舍得扔下你们呢？这里的牧民们心地善良，好相处，我会留在草原，留在你们身边，一直到老的。”
1980年3月，她正式参加工作，来到旗干部招待所担任了出纳员，一直干到1993年3月退休。在旗里工作的这些年，杨淑兰的家成了牧区亲戚们“不花钱的旅店”，她也乐此不疲、心甘情愿的招待他们吃喝住宿，还尽力帮助他们办各种杂事。她的大小姑子娜木吉勒玛亲口对记者描述说，“我的女儿在旗里读书上学，就住在舅舅家，舅妈对她可好了。”就这样，杨淑兰对这个外甥女视如己出，一直照顾了四年，直到她临近小学毕业。
在大儿子的家里，正说话间，陆续有前来拜年的牧民进来，无论是谁，都先向杨淑兰鞠躬问安，从中可以看出她在这一带牧民中间的威望和家族中的受尊重程度。就在年前，整个家族的人们张罗着为她过了一个隆重的七十岁大寿的庆寿宴席，数百人前来祝寿道贺，其中她所在嘎查的牧民几乎倾巢出动。
说来也巧，同是北京知青的王世英的丈夫和苏义拉图还是两姨兄弟，这样，王世英和杨淑兰就成了妯娌俩。对于杨淑兰，王世英有一番如下的评价：“她是我们中间普普通通的一员，通过自己辛勤的付出，日子过得很富足、幸福。反正我是挺有感受的，他们家和亲家之间的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特别的好，儿子儿媳妇都很孝敬她，连北京这边儿的二儿子儿媳妇也都特孝顺，孙子辈儿也都表现挺好的，我觉得这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不是光吹就能吹出来的，都是实实在在做出来搁在那儿了，我觉得她们家特别和谐和睦，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典范，一个特别成功的家庭。”
曾经去过她家的知青插友杨志忠一提起杨淑兰，也不由得感动、感慨，他还专门给其他人在微信里说道，知青中真正扎了根、仍在草原的留守者，为人低调、平和，从不说负能量的话，也不喜欢像我们有些人那样慷慨激昂唱高调，表现自己多么的'*'先进。她非常平凡，但很不简单！说起来也是让人心情难以平静。
也有人问她:“你本可以回京的，为什么没回呢？”她则平淡地回答:“哪能不想回呢？为了这个事，一家人还认真商量过，丈夫和大儿子都劝她回去和二儿子在北京生活，老头儿和老大继续留在
阿旗
，有时间有机会走动走动、回来看看就行了。”
其实人们心里也明白，这是个艰难的选择，最终她却选择留了下来。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她回京，这个家的命运实际上就散了。但她既不是像当年喊的口号那样，也不是迫于无奈而就此认命，尽管丈夫和大儿子劝她回去，但她仍然不声不响地做出了自己留守草原的决定，是亲情和责任感促使她继续留守在这片圣洁的草原，直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