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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晴晴在青海玉树支教时，与孩子们在一起。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 | 杜佳冰.
编辑 | 秦珍子.
收到“礼物”8年后，马晴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了“回赠”。.
这个出生在河南一座小村庄的姑娘，曾是“希望工程”的一个资助对象。如今，她是“希望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员。.
“曾经递到我手上的希望，经过我，又传给了别人。”马晴晴说，她的目标是，用自己的专业，让这个中国标志性的公益项目办得越来越好。.
以前看到的是“希望”，现在看到的是“工程”.
马晴晴总是哼着歌去上班。在她的工位，文件夹、收纳柜、纸巾盒、座机电话等表面光滑的物品上，都黏着卡通贴纸，包括键盘上的“回车”。一个大脑袋的太阳造型玩偶挂在电脑一侧，那是希望工程的吉祥物，寓意“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
马晴晴出生在1993年的一个晴天，这是她名字的由来。不少朋友说，她确实像个“小太阳”，一旦开始笑，就很难停下来。19岁那年，她成了希望工程托起的“太阳”之一。.
那是在2012年，马晴晴被郑州大学法学院录取，成为河南周口鹿邑县马庄村自*以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资助了她。.
8年后，马晴晴在华中师范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求职时，她偶然将简历投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之后她才知道，希望工程就是这家单位开展的项目之一。.
马晴晴入职之初，青基会还未设立专门的法务岗。她只知道，这里“需要一个法学毕业生，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让基金会的事务更加专业合规”。.
她曾上过30多门法学专业课，却几乎没接触过慈善法。上班后，她上网课、听讲座，自学慈善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翻到页边卷起来。后来，她参与了青基会慈善募捐网络平台“亲青公益”的建设，为平台草拟和撰写了11份法律文件，包括用户协议、隐私政策、捐赠协议等。.
2021年9月，青基会推进机构改革，考虑增设法务岗，关于这个岗位的具体职责和工作流程，没有可参考的范本。主管相关工作的领导并不确定刚毕业的马晴晴能否胜任，问她：“如果设法务岗，你认为你可以做什么？”.
青基会有长期合作的律所，来自外部的律师了解法条，也有诉讼经验，但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细节；青基会工作人员熟悉项目，但在法律方面不够专业。“所以我需要找到项目和律所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专业合规。”马晴晴说。.
如今，马晴晴负责审核捐赠、支出等协议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降低项目的执行风险。律师递来的协议，在领导签字生效之前，必须要先过她这一环。.
2022年，她审了400多份协议，做过567份协议调研，连文件里的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都揪着改。有段时间工作强度大，“眼睛看什么都疼”，她就买了个防蓝光的罩子套在电脑屏幕上，继续盯着审。.
“有的项目部门嫌我太细了，但严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马晴晴记得，曾有一份协议草稿，违约金约定了“0%”。她去核实，才知道对方漏写了个“1”——原本应是“10%”。“这种情况，如果不仔细看，或者不去追问，协议就会正常履行，一旦出现违约，无法追责。”.
11年前，受希望工程资助时，马晴晴更多看到这4个字里的“希望”，但如今，她更看重“工程”。工程意味着这个标志性的品牌背后，是一整套工作制度、管理流程和风险防范机制。.
以风险规避为例，这项工作在任何领域都无法做到“极致”，但马晴晴希望能有更多创新举措，能再往前想一步。.
“有的问题规避了，就去找别的风险点，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改进。”她想今年能多去实地调研，“寻找基层项目落实之后的问题，试着在一开始就把它约定好，让项目更好地落下去，不要老是在办公室看文本”。.
父母会撑着伞站在村口，等她放学归来.
熟悉马晴晴的人，会看到她生活的另一面——桌子乱糟糟，总是丢钱、丢证件。牙膏用完好几天，还是忘了买新的。吃完西瓜，她会把勺子和瓜皮一起扔掉。上个月她结束出差，将房卡交还酒店前台，笃定地交代“306退房”。服务员刷了卡，一脸疑惑：“您这个卡是608的。”.
工作中的马晴晴。.
比起工作时的细致，她的生活过于“马虎”。她总忘带钥匙回家，也搞不明白它为什么“又从兜里跑出来”，落在工位上。为此，她撕了三张便利贴，写上“钥匙”，贴在工位一抬眼就能看到的格挡、身旁的柜子和出门正对的那面墙上。.
马晴晴不擅长做家务，她回忆，小时候父母支持她念书，很少让她干农活。母亲做一顿晚饭，让她去院子里摘黄瓜回来，她一连摘了十几根，连最小的黄瓜苗子都扭下来。侍弄小麦的季节，马晴晴也去地里给父母帮忙，但她从不知道一亩麦子能卖多少钱——父母很少在她面前提钱。.
她的母亲马会琴是个朴实善良的乡下女人，不识字。父亲马克启上过初中，当过兵，开过火车，做过村支书，后来一边种地，一边做些小本生意。1983年，大女儿马冬梅出生，马克启就决心要供她读书，村子里的乡亲还为此嘀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让一个闺女上学”。后来，马冬梅师范专科毕业，成了周口市的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马晴晴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背着母亲缝的布袋子，在村里念小学、镇上读初中、县里上高中。假期，姐姐会接她去上城里的补习班，为她付学费和生活费。下暴雨的夜晚，父母会撑着伞站在村口，等她放学归来。.
马晴晴的成绩不算太好。直到高一下学期，她隐隐感觉到，父亲羡慕别人家学习好的孩子。她想给父亲争个面子，“让别人也羡慕他”。.
高考失利后，马晴晴复读了一年。宿舍熄灯后，她躲在被子里看书，后来怕影响室友睡觉，又去厕所背书。背一会儿，咳一声，等声控灯亮起来，又接着背，每天背到凌晨一两点。.
马克启自认为，没在学业上给过小女儿压力，这位父亲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成绩后来像“开了窍”一样地好。.
马晴晴被郑州大学录取后，每年42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让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犯了愁。她的姐夫提到了希望工程，说如果通过申请，每年能拿到5000元资助。马晴晴对象征“希望工程”的那幅新闻图片“大眼睛”依稀有些印象，她填了申请表，但没抱多少希望，直到后来接到河南省青基会的电话。.
对方告诉她，申请通过了，但银行卡号不对，资助款打不进来。马晴晴懊恼地发现，她又写错了一位数字。.
“你觉得是好事，那就去做”.
刚刚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希望工程自成立始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超过680万人。.
马晴晴第一次打电话给资助她的人，问：“袁琴芝阿姨在吗？”接电话的人是袁的儿子，答：“不是阿姨啦，是奶奶了。”.
马晴晴看望捐助她的袁奶奶。.
马晴晴至今不了解袁琴芝的人生故事，只知道老人属兔，算起来是1927年出生，退休后资助了许多女大学生。读大学时的每个学年，马晴晴都去看望她，把自己做的兔子剪纸送给她，坐在沙发上听她传授减肥方法和防过敏妙招。袁琴芝的出现，让马晴晴意识到，“爱也可以来自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到青基会工作后，她从一份一份协议里看到了更多这样的人。有一家私募基金，给全国所有原832个贫困县的女童捐了1.5亿元，连续资助3年。还有一对母女，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2007年，她们到九寨沟旅行时遭遇地震，幸免于难，认为这是善意带来的福报，于是又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马晴晴一边感叹“好人真多”，一边在协议中出现的个人信息旁边备注：“注意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希望工程一对一捐助的项目，会有一张“结对卡”，标明捐受双方的基本信息——除了受助学生的联系方式。为了“避免发生道德绑架的情况”，只有在受助学生想联系捐赠人的情况下，双方才有可能会面。.
直到现在，每年冬季的初雪日，马晴晴都会给袁琴芝打电话。在当代流行文化的语境中，这是个浪漫的日子，要见喜欢的人。马晴晴只是觉得，那天会很冷，要叮嘱高龄的袁琴芝多穿点衣服。.
接受捐赠前，马晴晴签过一份《受助生承诺书》，其中要求“每年志愿为社会服务不少于40小时”。她忘了具体的细则，只记得承诺书里多次提到“爱心”：“做有爱心的人”“珍惜爱心”“传递爱心”。.
在大学里，她加入了“爱心社”，去福利院陪伴残障儿童，去海拔4200米的三江源支教。父亲马克启支持她做这些事，说：“你被资助过，你觉得是好事的，那就去做。”.
在马晴晴的印象中，父母并没有明确要求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她只记得两件事：汶川地震时学校组织捐款，父亲给她钱，说“人家很难，一定要帮一下，能捐多少捐多少。”.
还有一次，初中同学的自行车坏了，她回家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批评她：“怎么不把你的自行车给人家？咱家离得近，走回来就行了。”那时她骑车回家也要花30分钟，“但我妈觉得，比起那位要骑50分钟的同学，我们还是近些。”.
“她善于表达善意。”马晴晴的研究生室友崔建很佩服这一点，说自己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而马晴晴会一直陪着在火车站问路的老人，帮人找路。.
马晴晴从不避讳和人谈起被资助的经历。“贫穷是没法选择的。”她说，“富有的人努力，我父母也很努力，他们在那个环境下种地、做小生意，自立自强，已经很棒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努力获得的。”.
她谦卑，但并不十分敏感，也很少羡慕别人——哪怕小时候同桌的铅笔盒再好看，“那也不是我的，而且我的也不丑。”.
大学毕业之前，马晴晴勤工俭学，做过十余种不同的兼职：当过培训机构的助教老师，帮线上教育公司推销课程，在美食广场的档口卖过小吃，也去深圳的玩具厂里打过螺丝。.
在工厂里，她第一次思考工作的意义。同村的女孩，大多就是这样出去打两年工，回来找个对象，结婚生孩子——马晴晴不期待这样的生活。.
她笃定地相信，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学法律，可以去“惩恶”，也可以去“扬善”.
马晴晴选择学法律专业，是觉得“能弘扬社会正义”“帮助到很多人”。仅凭这个印象，她的高考第一志愿几乎都填了法学。.
大学毕业后，马晴晴把学士服带回家，与家人合影。.
崔建到现在都记得，老师让大家上台讲“为什么想学法”时，马晴晴一身正气地登台，说“要为中国的法治事业作贡献，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在下面目瞪口呆，这种口号谁会上台去讲。”崔建坦诚地表示，“但马晴晴讲出来就显得特别真实。”.
她总是充满热情，说话响亮。难受就哭，擦干眼泪又因为别的事哈哈大笑。“像个小太阳一样，好像能量永远用不完。”她的室友张国宁说。.
大学同学鲁明娟觉得，马晴晴几乎在用上高中的方式读大学，哪怕不睡午觉，也要做课前预习。这个内容庞杂的专业并不好读，但因为喜欢法律，马晴晴很少觉得痛苦——除了学刑法的时候，她总做噩梦，梦到自己故意*，并且清楚地知道会判多少年。“特别可怕，梦里都想着‘我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马晴晴记得，老师曾在课堂上表示，如果专业方向选择刑事诉讼，要拥有很强大的心理力量，因为要看到社会的阴暗面、看到人性的残忍。马晴晴一边害怕，一边愈发喜欢，“我感觉能伸张正义，惩罚坏人”。.
她原则感很强。回老家打出租车，司机不打表，张口要价，马晴晴就跟他杠了起来：“如果不打表，我就下车。打表多少，我就给多少，无论比你现在喊的价格高还是低。”她想好了，哪怕很难再打到下一辆车，也不能妥协。“今天非得找一个打表的师傅来。有些东西可以商量，有些东西不能商量。”.
大学时做兼职，马晴晴也有一股较真儿的劲儿。她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刷POS机，同事说，“整个单位都知道来了一个特别负责的兼职，从来没招过这样的”。她会把所有的流程要领记在一张纸上，转交给来接班的其他工作人员。“发了我工资，我就要做好，劳动和报酬是对等的。”.
读研临近毕业，她想考检察院，去施展“维护公平正义”的抱负，遗憾没能考上。后来，她偶然在学校的微信群里，看到了青基会的招聘启事。.
通过官网检索，她看到了“希望工程”4个字，毅然决定报考。既然无法“惩恶”，也可以去“扬善”。.
直到抵达青基会的面试现场，马晴晴依然坚持着她的原则。面试的报录比是5比1，她和一群“名校生”坐在一起，觉得自己胜算不大。她不是没揣摩过，如果告诉面试官，自己是希望工程曾资助过的学子，说不定能加一些情怀分。但她不想这样做，“可能会让老师偏向我，这不公平”。.
为了入选，她借钱报了面试辅导课。培训老师回忆，马晴晴学习认真，是班里“接受能力最强”的学生。.
2020年9月，马晴晴被青基会录取。被问到入职意愿时，她才提起自己与希望工程的故事。她说：“我没有别的offer（录用通知书），我就愿意来。”.
工作中的马晴晴依然情绪饱满。有次接“及时雨”青少年个案救助的热线电话，对方条件不符，她帮不上忙，挂了电话就哭，一连几天心情都低沉。遇到不肯配合工作的受助方，她又义愤填膺：“只要那所学校筛选、提供一份贫困生的名单，我们审核通过了就能拨款，但辅导员就是不愿意做，他认为增加了个人工作量，这笔钱就没能给到学生。”.
那一天，父亲和母亲都笑得很开心.
工作以后，马晴晴去父亲坟上祭奠，告诉他自己终于去北京了。.
马克启确诊食道癌那年，马晴晴读大四，正在备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那时，马克启做生意失败，又要借钱治病。希望工程当年的资助款真正成了马晴晴的“救命钱”，她靠这5000元和兼职收入读完了大四，没买过一件新衣服，除了吃饭，“每分钱都不敢随便花”。.
其间，她去过很多次福利院，“当时做公益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她从孩子们的笑容里汲取力量，告诉自己和父亲：“从小就生病的孩子都那么坚强，我们也可以坚强一点，我们也会好的。”.
考研失败后，她想赶紧工作赚钱，但父亲和姐姐不同意。家里亲戚也劝她，“没有人能陪你走到最后，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只能是你自己”。.
马晴晴在学校租了间宿舍，决定考研“二战”。天不亮她就背着书包去自习室，天黑了才回来，“好像没见过太阳，也看不见自己”。她很少照镜子，感觉满脸都是痘痘，连眉毛里都长了痘。她总是失眠、做噩梦，梦到自己病了，全家人都病了，“特别压抑”。.
通过电话，马晴晴察觉到父亲的状态越来越差。母亲后来告诉她，父亲总是说太疼了，自己要撑不下去了，想从楼上跳下去。马会琴只能用女儿安抚丈夫：“晴晴在考试，你要是跳下去，她怎么办？”.
等马晴晴考完试回到家，马克启的病已经严重到起不了身。他见到小女儿时，还是先问孩子“脸怎么了”。.
每逢考试结束，马克启总是最关心女儿的状态。马晴晴上高中时，有次考完试临时起意要回家，往家里打了一通电话就出发了。从县里的高中到家，要骑40多分钟自行车。她大约骑了20分钟，就看到父亲骑着电动车来迎她，手里拿着一段粗麻绳。.
父亲停下车，把绳子一头拴在电动车尾，另一头放在女儿手里，说考试太累了，让她坐在自行车上拉好，不用脚蹬，跟着他走。这一段路，马晴晴只是盯着父亲的背影，记得风吹起了他的白头发。回到家，桌上还放着父亲的饭碗。母亲说，“接到你电话，他撂下碗就走了。”.
“考得怎么样？”那是马克启最后一次关心女儿的成绩。马晴晴心里没数，但回答他：“特别好，我一定能考上！”.
出成绩的那一天，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马晴晴确实考上了，90岁的袁琴芝表示可以继续资助她，但马晴晴婉拒了。研究生阶段的假期和周末，她依然做各种兼职，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
拿到青基会的第一笔工资后，她把当初报面试班借的钱还了，又攒了几个月钱，给母亲买了条金项链，花了5000多元。“我都没想到那么贵！”但这是马晴晴的执念，“一定要买金的”。.
她给自己的奖励，是“贴纸自由”。这种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是她从小喜欢、但“能不买就不买”的非必需品。现在经济自立了，“要有一些报复性消费”。.
直到如今，马晴晴还忘不掉被青基会录取时的惊喜。有一次，她跟姐姐的女儿聊天，说周围同事“好多都是清华北大的，可优秀了”。11岁的外甥女反问她：“可他们是马晴晴吗？只有你自己是马晴晴。”.
30岁的马晴晴，依然是马庄村唯一的女大学生。30年的人生，她印象最深的场景，还是2012年6月25日。.
马晴晴记得那天的温度，几乎是整个夏天里最适宜的。她站在阳台上，查到了高考成绩，嫂子听了，一把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塞进她怀里，说“沾沾光！沾沾光！”母亲站在楼梯上看着她，眼角嘴角都在笑。那天正好是祖母的生日，一家人都聚在小叔家吃饭。马晴晴推门进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她，包括人群中的父亲。.
他笑着，看起来已经炫耀了一遍女儿带来的荣光。.
（应受访者要求，袁琴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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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晴晴在青海玉树支教时，与孩子们在一起。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 | 杜佳冰.
编辑 | 秦珍子.
收到“礼物”8年后，马晴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了“回赠”。.
这个出生在河南一座小村庄的姑娘，曾是“希望工程”的一个资助对象。如今，她是“希望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员。.
“曾经递到我手上的希望，经过我，又传给了别人。”马晴晴说，她的目标是，用自己的专业，让这个中国标志性的公益项目办得越来越好。.
以前看到的是“希望”，现在看到的是“工程”.
马晴晴总是哼着歌去上班。在她的工位，文件夹、收纳柜、纸巾盒、座机电话等表面光滑的物品上，都黏着卡通贴纸，包括键盘上的“回车”。一个大脑袋的太阳造型玩偶挂在电脑一侧，那是希望工程的吉祥物，寓意“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
马晴晴出生在1993年的一个晴天，这是她名字的由来。不少朋友说，她确实像个“小太阳”，一旦开始笑，就很难停下来。19岁那年，她成了希望工程托起的“太阳”之一。.
那是在2012年，马晴晴被郑州大学法学院录取，成为河南周口鹿邑县马庄村自*以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资助了她。.
8年后，马晴晴在华中师范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求职时，她偶然将简历投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之后她才知道，希望工程就是这家单位开展的项目之一。.
马晴晴入职之初，青基会还未设立专门的法务岗。她只知道，这里“需要一个法学毕业生，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让基金会的事务更加专业合规”。.
她曾上过30多门法学专业课，却几乎没接触过慈善法。上班后，她上网课、听讲座，自学慈善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翻到页边卷起来。后来，她参与了青基会慈善募捐网络平台“亲青公益”的建设，为平台草拟和撰写了11份法律文件，包括用户协议、隐私政策、捐赠协议等。.
2021年9月，青基会推进机构改革，考虑增设法务岗，关于这个岗位的具体职责和工作流程，没有可参考的范本。主管相关工作的领导并不确定刚毕业的马晴晴能否胜任，问她：“如果设法务岗，你认为你可以做什么？”.
青基会有长期合作的律所，来自外部的律师了解法条，也有诉讼经验，但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细节；青基会工作人员熟悉项目，但在法律方面不够专业。“所以我需要找到项目和律所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专业合规。”马晴晴说。.
如今，马晴晴负责审核捐赠、支出等协议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降低项目的执行风险。律师递来的协议，在领导签字生效之前，必须要先过她这一环。.
2022年，她审了400多份协议，做过567份协议调研，连文件里的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都揪着改。有段时间工作强度大，“眼睛看什么都疼”，她就买了个防蓝光的罩子套在电脑屏幕上，继续盯着审。.
“有的项目部门嫌我太细了，但严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马晴晴记得，曾有一份协议草稿，违约金约定了“0%”。她去核实，才知道对方漏写了个“1”——原本应是“10%”。“这种情况，如果不仔细看，或者不去追问，协议就会正常履行，一旦出现违约，无法追责。”.
11年前，受希望工程资助时，马晴晴更多看到这4个字里的“希望”，但如今，她更看重“工程”。工程意味着这个标志性的品牌背后，是一整套工作制度、管理流程和风险防范机制。.
以风险规避为例，这项工作在任何领域都无法做到“极致”，但马晴晴希望能有更多创新举措，能再往前想一步。.
“有的问题规避了，就去找别的风险点，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改进。”她想今年能多去实地调研，“寻找基层项目落实之后的问题，试着在一开始就把它约定好，让项目更好地落下去，不要老是在办公室看文本”。.
父母会撑着伞站在村口，等她放学归来.
熟悉马晴晴的人，会看到她生活的另一面——桌子乱糟糟，总是丢钱、丢证件。牙膏用完好几天，还是忘了买新的。吃完西瓜，她会把勺子和瓜皮一起扔掉。上个月她结束出差，将房卡交还酒店前台，笃定地交代“306退房”。服务员刷了卡，一脸疑惑：“您这个卡是60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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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马晴晴。.
比起工作时的细致，她的生活过于“马虎”。她总忘带钥匙回家，也搞不明白它为什么“又从兜里跑出来”，落在工位上。为此，她撕了三张便利贴，写上“钥匙”，贴在工位一抬眼就能看到的格挡、身旁的柜子和出门正对的那面墙上。.
马晴晴不擅长做家务，她回忆，小时候父母支持她念书，很少让她干农活。母亲做一顿晚饭，让她去院子里摘黄瓜回来，她一连摘了十几根，连最小的黄瓜苗子都扭下来。侍弄小麦的季节，马晴晴也去地里给父母帮忙，但她从不知道一亩麦子能卖多少钱——父母很少在她面前提钱。.
她的母亲马会琴是个朴实善良的乡下女人，不识字。父亲马克启上过初中，当过兵，开过火车，做过村支书，后来一边种地，一边做些小本生意。1983年，大女儿马冬梅出生，马克启就决心要供她读书，村子里的乡亲还为此嘀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让一个闺女上学”。后来，马冬梅师范专科毕业，成了周口市的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马晴晴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背着母亲缝的布袋子，在村里念小学、镇上读初中、县里上高中。假期，姐姐会接她去上城里的补习班，为她付学费和生活费。下暴雨的夜晚，父母会撑着伞站在村口，等她放学归来。.
马晴晴的成绩不算太好。直到高一下学期，她隐隐感觉到，父亲羡慕别人家学习好的孩子。她想给父亲争个面子，“让别人也羡慕他”。.
高考失利后，马晴晴复读了一年。宿舍熄灯后，她躲在被子里看书，后来怕影响室友睡觉，又去厕所背书。背一会儿，咳一声，等声控灯亮起来，又接着背，每天背到凌晨一两点。.
马克启自认为，没在学业上给过小女儿压力，这位父亲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成绩后来像“开了窍”一样地好。.
马晴晴被郑州大学录取后，每年42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让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犯了愁。她的姐夫提到了希望工程，说如果通过申请，每年能拿到5000元资助。马晴晴对象征“希望工程”的那幅新闻图片“大眼睛”依稀有些印象，她填了申请表，但没抱多少希望，直到后来接到河南省青基会的电话。.
对方告诉她，申请通过了，但银行卡号不对，资助款打不进来。马晴晴懊恼地发现，她又写错了一位数字。.
“你觉得是好事，那就去做”.
刚刚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希望工程自成立始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超过680万人。.
马晴晴第一次打电话给资助她的人，问：“袁琴芝阿姨在吗？”接电话的人是袁的儿子，答：“不是阿姨啦，是奶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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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晴晴看望捐助她的袁奶奶。.
马晴晴至今不了解袁琴芝的人生故事，只知道老人属兔，算起来是1927年出生，退休后资助了许多女大学生。读大学时的每个学年，马晴晴都去看望她，把自己做的兔子剪纸送给她，坐在沙发上听她传授减肥方法和防过敏妙招。袁琴芝的出现，让马晴晴意识到，“爱也可以来自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到青基会工作后，她从一份一份协议里看到了更多这样的人。有一家私募基金，给全国所有原832个贫困县的女童捐了1.5亿元，连续资助3年。还有一对母女，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2007年，她们到九寨沟旅行时遭遇地震，幸免于难，认为这是善意带来的福报，于是又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马晴晴一边感叹“好人真多”，一边在协议中出现的个人信息旁边备注：“注意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希望工程一对一捐助的项目，会有一张“结对卡”，标明捐受双方的基本信息——除了受助学生的联系方式。为了“避免发生道德绑架的情况”，只有在受助学生想联系捐赠人的情况下，双方才有可能会面。.
直到现在，每年冬季的初雪日，马晴晴都会给袁琴芝打电话。在当代流行文化的语境中，这是个浪漫的日子，要见喜欢的人。马晴晴只是觉得，那天会很冷，要叮嘱高龄的袁琴芝多穿点衣服。.
接受捐赠前，马晴晴签过一份《受助生承诺书》，其中要求“每年志愿为社会服务不少于40小时”。她忘了具体的细则，只记得承诺书里多次提到“爱心”：“做有爱心的人”“珍惜爱心”“传递爱心”。.
在大学里，她加入了“爱心社”，去福利院陪伴残障儿童，去海拔4200米的三江源支教。父亲马克启支持她做这些事，说：“你被资助过，你觉得是好事的，那就去做。”.
在马晴晴的印象中，父母并没有明确要求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她只记得两件事：汶川地震时学校组织捐款，父亲给她钱，说“人家很难，一定要帮一下，能捐多少捐多少。”.
还有一次，初中同学的自行车坏了，她回家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批评她：“怎么不把你的自行车给人家？咱家离得近，走回来就行了。”那时她骑车回家也要花30分钟，“但我妈觉得，比起那位要骑50分钟的同学，我们还是近些。”.
“她善于表达善意。”马晴晴的研究生室友崔建很佩服这一点，说自己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而马晴晴会一直陪着在火车站问路的老人，帮人找路。.
马晴晴从不避讳和人谈起被资助的经历。“贫穷是没法选择的。”她说，“富有的人努力，我父母也很努力，他们在那个环境下种地、做小生意，自立自强，已经很棒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努力获得的。”.
她谦卑，但并不十分敏感，也很少羡慕别人——哪怕小时候同桌的铅笔盒再好看，“那也不是我的，而且我的也不丑。”.
大学毕业之前，马晴晴勤工俭学，做过十余种不同的兼职：当过培训机构的助教老师，帮线上教育公司推销课程，在美食广场的档口卖过小吃，也去深圳的玩具厂里打过螺丝。.
在工厂里，她第一次思考工作的意义。同村的女孩，大多就是这样出去打两年工，回来找个对象，结婚生孩子——马晴晴不期待这样的生活。.
她笃定地相信，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学法律，可以去“惩恶”，也可以去“扬善”.
马晴晴选择学法律专业，是觉得“能弘扬社会正义”“帮助到很多人”。仅凭这个印象，她的高考第一志愿几乎都填了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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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马晴晴把学士服带回家，与家人合影。.
崔建到现在都记得，老师让大家上台讲“为什么想学法”时，马晴晴一身正气地登台，说“要为中国的法治事业作贡献，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在下面目瞪口呆，这种口号谁会上台去讲。”崔建坦诚地表示，“但马晴晴讲出来就显得特别真实。”.
她总是充满热情，说话响亮。难受就哭，擦干眼泪又因为别的事哈哈大笑。“像个小太阳一样，好像能量永远用不完。”她的室友张国宁说。.
大学同学鲁明娟觉得，马晴晴几乎在用上高中的方式读大学，哪怕不睡午觉，也要做课前预习。这个内容庞杂的专业并不好读，但因为喜欢法律，马晴晴很少觉得痛苦——除了学刑法的时候，她总做噩梦，梦到自己故意*，并且清楚地知道会判多少年。“特别可怕，梦里都想着‘我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马晴晴记得，老师曾在课堂上表示，如果专业方向选择刑事诉讼，要拥有很强大的心理力量，因为要看到社会的阴暗面、看到人性的残忍。马晴晴一边害怕，一边愈发喜欢，“我感觉能伸张正义，惩罚坏人”。.
她原则感很强。回老家打出租车，司机不打表，张口要价，马晴晴就跟他杠了起来：“如果不打表，我就下车。打表多少，我就给多少，无论比你现在喊的价格高还是低。”她想好了，哪怕很难再打到下一辆车，也不能妥协。“今天非得找一个打表的师傅来。有些东西可以商量，有些东西不能商量。”.
大学时做兼职，马晴晴也有一股较真儿的劲儿。她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刷POS机，同事说，“整个单位都知道来了一个特别负责的兼职，从来没招过这样的”。她会把所有的流程要领记在一张纸上，转交给来接班的其他工作人员。“发了我工资，我就要做好，劳动和报酬是对等的。”.
读研临近毕业，她想考检察院，去施展“维护公平正义”的抱负，遗憾没能考上。后来，她偶然在学校的微信群里，看到了青基会的招聘启事。.
通过官网检索，她看到了“希望工程”4个字，毅然决定报考。既然无法“惩恶”，也可以去“扬善”。.
直到抵达青基会的面试现场，马晴晴依然坚持着她的原则。面试的报录比是5比1，她和一群“名校生”坐在一起，觉得自己胜算不大。她不是没揣摩过，如果告诉面试官，自己是希望工程曾资助过的学子，说不定能加一些情怀分。但她不想这样做，“可能会让老师偏向我，这不公平”。.
为了入选，她借钱报了面试辅导课。培训老师回忆，马晴晴学习认真，是班里“接受能力最强”的学生。.
2020年9月，马晴晴被青基会录取。被问到入职意愿时，她才提起自己与希望工程的故事。她说：“我没有别的offer（录用通知书），我就愿意来。”.
工作中的马晴晴依然情绪饱满。有次接“及时雨”青少年个案救助的热线电话，对方条件不符，她帮不上忙，挂了电话就哭，一连几天心情都低沉。遇到不肯配合工作的受助方，她又义愤填膺：“只要那所学校筛选、提供一份贫困生的名单，我们审核通过了就能拨款，但辅导员就是不愿意做，他认为增加了个人工作量，这笔钱就没能给到学生。”.
那一天，父亲和母亲都笑得很开心.
工作以后，马晴晴去父亲坟上祭奠，告诉他自己终于去北京了。.
马克启确诊食道癌那年，马晴晴读大四，正在备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那时，马克启做生意失败，又要借钱治病。希望工程当年的资助款真正成了马晴晴的“救命钱”，她靠这5000元和兼职收入读完了大四，没买过一件新衣服，除了吃饭，“每分钱都不敢随便花”。.
其间，她去过很多次福利院，“当时做公益对我来说是一种救赎”。她从孩子们的笑容里汲取力量，告诉自己和父亲：“从小就生病的孩子都那么坚强，我们也可以坚强一点，我们也会好的。”.
考研失败后，她想赶紧工作赚钱，但父亲和姐姐不同意。家里亲戚也劝她，“没有人能陪你走到最后，能陪你走到最后的只能是你自己”。.
马晴晴在学校租了间宿舍，决定考研“二战”。天不亮她就背着书包去自习室，天黑了才回来，“好像没见过太阳，也看不见自己”。她很少照镜子，感觉满脸都是痘痘，连眉毛里都长了痘。她总是失眠、做噩梦，梦到自己病了，全家人都病了，“特别压抑”。.
通过电话，马晴晴察觉到父亲的状态越来越差。母亲后来告诉她，父亲总是说太疼了，自己要撑不下去了，想从楼上跳下去。马会琴只能用女儿安抚丈夫：“晴晴在考试，你要是跳下去，她怎么办？”.
等马晴晴考完试回到家，马克启的病已经严重到起不了身。他见到小女儿时，还是先问孩子“脸怎么了”。.
每逢考试结束，马克启总是最关心女儿的状态。马晴晴上高中时，有次考完试临时起意要回家，往家里打了一通电话就出发了。从县里的高中到家，要骑40多分钟自行车。她大约骑了20分钟，就看到父亲骑着电动车来迎她，手里拿着一段粗麻绳。.
父亲停下车，把绳子一头拴在电动车尾，另一头放在女儿手里，说考试太累了，让她坐在自行车上拉好，不用脚蹬，跟着他走。这一段路，马晴晴只是盯着父亲的背影，记得风吹起了他的白头发。回到家，桌上还放着父亲的饭碗。母亲说，“接到你电话，他撂下碗就走了。”.
“考得怎么样？”那是马克启最后一次关心女儿的成绩。马晴晴心里没数，但回答他：“特别好，我一定能考上！”.
出成绩的那一天，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马晴晴确实考上了，90岁的袁琴芝表示可以继续资助她，但马晴晴婉拒了。研究生阶段的假期和周末，她依然做各种兼职，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
拿到青基会的第一笔工资后，她把当初报面试班借的钱还了，又攒了几个月钱，给母亲买了条金项链，花了5000多元。“我都没想到那么贵！”但这是马晴晴的执念，“一定要买金的”。.
她给自己的奖励，是“贴纸自由”。这种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是她从小喜欢、但“能不买就不买”的非必需品。现在经济自立了，“要有一些报复性消费”。.
直到如今，马晴晴还忘不掉被青基会录取时的惊喜。有一次，她跟姐姐的女儿聊天，说周围同事“好多都是清华北大的，可优秀了”。11岁的外甥女反问她：“可他们是马晴晴吗？只有你自己是马晴晴。”.
30岁的马晴晴，依然是马庄村唯一的女大学生。30年的人生，她印象最深的场景，还是2012年6月25日。.
马晴晴记得那天的温度，几乎是整个夏天里最适宜的。她站在阳台上，查到了高考成绩，嫂子听了，一把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塞进她怀里，说“沾沾光！沾沾光！”母亲站在楼梯上看着她，眼角嘴角都在笑。那天正好是祖母的生日，一家人都聚在小叔家吃饭。马晴晴推门进去，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她，包括人群中的父亲。.
他笑着，看起来已经炫耀了一遍女儿带来的荣光。.
（应受访者要求，袁琴芝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