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视障新路，师父是在睡梦中去世的，睡觉前他还在和师娘商量着第二天去公园的老地方转一转，拉一拉琴。像往日一样，师父喝了二两酒，感觉有些倦意，便倒在床上睡了，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收拾师父的遗物时，师娘对我说：“这些东西只有你能继承了，也只有你能整理好，保存好了。”我轻轻抚摸整箱整箱的磁带光盘，挂满墙的各种乐器，想着师父穷其一生的追求便是曲艺音乐，我又哪有继承的能力？充其量是他的一名记录者。
师父原名叫刘蠡生，后来很多人嫌写起来太麻烦，活生生被改成了刘立生。他生于1933年，出生三天，一场大病导致双目失明。小时候整日价听电匣子，留声机，也经常跟着学唱。师父十五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希望拜在师爷门下。师爷名叫胡宝军，是当时著名弦师。起初，师爷见到师父问：“你会什么？”师父回答：“会唱歌。”于是便唱了周旋、白光的几首歌，这都是当时的流行金曲。师爷哈哈一笑，说：“先跟着我学几天吧。”几个月后，师爷摆下酒宴请客，这是正式收徒的标志。有老朋友调侃道：“老胡，那么多人想拜你为师，你不同意，怎么这最后非要收一个瞎徒弟？”师爷笑答道：“那些人捆在一起也不如我这个瞎徒弟。”
跟随师爷学习的这两年，师父的技艺突飞猛进，学会了三弦的演奏和单弦儿演唱。跟着师爷学习的，还有一个学生，就是很多人熟悉的马增慧。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深入研究曲艺，打算用单弦岔曲为基础，创立北京曲剧，所以经常去找师爷探讨。师父便也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老舍先生学习了不少创作技巧。
两年后，师父成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见习演员，每天到台里唱单弦儿。那时电台没有录播的条件，都是现场直播，对演员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师父在这段时间积累了很多演出经验。他的演出生涯便从此开始，彼时师父还不到二十岁。
1958年，师父听说了盲训班。这是内务部开办的培训班，中专学历，是当时盲人的最高学历。师父倒不是看重了学历，他看重的是有更多学习艺术的机会。但是他报名时才知道，一来自己报名时间晚了，二来自己不符合招收条件。眼见得自己要远离这次学习机会，师父哪里肯罢休，缠着负责人软磨硬泡，让人家听自己唱单弦儿，又把自己的师承和演出经历搬了出来。最终，师父被盲训班破格录取，进入盲训班学习编导专业。
当时的盲训班学员，很受内务部重视。师父有机会经常出入文化馆和各种舞会、音乐会的现场。一次，师父去文化馆为一场舞会伴奏。路上遇到了一位沿街拉二胡卖艺的盲人。师父被哀婉的二胡声吸引，驻足细听，演奏技巧并不高明，但是那琴弦上流淌出的旋律，自带一股莫名的幽怨，摄人心魄。师父忍不住上前攀谈。师父问对方挣了多少钱，对方回答说还没有几个人愿意给钱。师父说：“那是他们没有仔细听，这样的琴声应该给钱。你在这儿等着千万别走。”说完，师父直接去了文化馆馆长办公室。舞会结束时，文化馆门口，一名工作人员用喇叭对大家喊道：“同志们，请等一等，这有一位演奏二胡的盲人同志，请大家听一听他拉琴，如果觉得还可以，希望大家能够鼓励他一下。”后来，那拉琴的盲人拉着师父的手说：“我十天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啊。谢谢同志，你是什么官儿？”师父说：“我不是什么官儿，你是在用心拉琴，我就愿意帮你。”
两年后，师父毕业了。那时候还有分配工作的制度。领导问师父：“你毕业了，按说应该去曲艺团或者说唱团。但是北京的两个曲艺团都不要盲人演员，安排你去其他单位好吗？”
师父问：“去哪里？”
领导说：“去福利厂好吗？”
师父说：“福利厂太累，不想去。”
“那么去盲文出版社吧。”
“整天摸盲字，没意思。我只想从事曲艺工作。”
领导叹了口气说：“可是北京没有愿意收盲人的曲艺团了呀。”
师父说：“只要能从事曲艺工作就好，我不在乎是不是在北京。中国这么大，我就不信没有愿意收盲人的曲艺团。”
领导无可奈何，多方打听。最终得知，旅大市有一个盲人曲艺团，问师父去不去。师父并没有立即答应，毕竟离家那么远，在北京人的印象里，旅大是一个遥远的城市。但稍作犹豫后，师父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旅大。曲艺团自然求之不得，师父在旅大盲人曲艺团上班的第一天，是戴着大红花，伴着锣鼓走进大门的。
在曲艺团里，师父遇到了自己的终身爱侣曲桂兰，我称她曲师父。这不是我开篇提到的师娘，那是师父后来的老伴儿。师父对我提起第一任妻子，都说“你的曲师傅”而从来不说“你的曲师娘”。明显有区别的称呼，源于后来的师娘并非曲艺行里的人。而曲师父是师父都自愧不如的。曲师父天资过人，从小学艺，不但会唱很多曲种，琵琶、柳琴、中阮、二胡、雷琴、三弦……无一不精，那一手三弦弹得行云流水，师父这科班出身的人都甘拜下风。我没有见过曲师父，我拜师的时候，只见着她所留下挂满墙的各种乐器和一段段录音。用师父每次酒后的说法是：“孔夫子叹颜回，才高命短。”师父对曲艺和音乐的痴迷，是近乎癫狂的状态。而曲师父的天赋悟性很少人能够匹敌。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中除了曲艺和音乐，很难容得下它物了。两个人不怎么会做饭，厨艺水平就是饿不着自己。一生无儿无女。师父常对因为孩子耽搁练习的学生大骂：“生孩子的人就别来学艺。”
我拜师后，师父从未收过我一分钱，反而我在师父家里蹭了不少饭。师父常说：“吃我的，喝我的，都不要紧。留的作业不好好练习，绝对不行。”我也从未敢在作业上疏忽大意。尽管天资愚笨，但课下是否用功，师父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旅大曾经流行过一种地方曲艺被称为旅大大鼓，后来随着旅大市改名大连市，也被改称大连大鼓。在本世纪初，大连文化馆希望收藏一段大连大鼓的资料，四处寻找才发现，既找不到会唱的演员，也找不到以前留下的录音。最后有人找到了师父，师父并不用翻找，伸手从柜子里几百盒磁带中抽出一盒，说：“拿去翻录吧，小心点，别把我的磁带弄坏了。”这是一位老一代的盲艺人的录音。上世纪八十年代，师父觉得这曲种的演员日渐凋零，值得保留，再过二十年怕是无人会唱了。于是自己掏了十元钱，请那老艺人来家里录音，又招待了一顿像模像样的酒饭。在师父心中，艺术的价值永远高于其他一切。酒食钱财不过都是身外之物。
师父的一生，是在琴弦上度过的。他去世后，这世上便又少了一个醉心曲艺的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徒弟，师父的本事没有学到十之一二。而闲暇时还会听一听那些带有滋滋啦啦杂音的老唱片、老磁带。然而，即便我这十之一二的本事，也后继无人。这曾经风靡全国的民间艺术形式，已渐渐被历史淹埋在河沙之下。师父和曲师父留下的乐器，整整挂满两面墙，而今却没有一件能够发出声音，我能做的，不过是轻轻拭去表面的蒙尘。轻轻抚摸这些乐器，不由想起师父第一次教我给二胡定弦时，我手脚笨拙，拧断了琴弦。师父轻拍桌面长叹一声，而今言犹在耳。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本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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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视障新路，师父是在睡梦中去世的，睡觉前他还在和师娘商量着第二天去公园的老地方转一转，拉一拉琴。像往日一样，师父喝了二两酒，感觉有些倦意，便倒在床上睡了，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收拾师父的遗物时，师娘对我说：“这些东西只有你能继承了，也只有你能整理好，保存好了。”我轻轻抚摸整箱整箱的磁带光盘，挂满墙的各种乐器，想着师父穷其一生的追求便是曲艺音乐，我又哪有继承的能力？充其量是他的一名记录者。
师父原名叫刘蠡生，后来很多人嫌写起来太麻烦，活生生被改成了刘立生。他生于1933年，出生三天，一场大病导致双目失明。小时候整日价听电匣子，留声机，也经常跟着学唱。师父十五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希望拜在师爷门下。师爷名叫胡宝军，是当时著名弦师。起初，师爷见到师父问：“你会什么？”师父回答：“会唱歌。”于是便唱了周旋、白光的几首歌，这都是当时的流行金曲。师爷哈哈一笑，说：“先跟着我学几天吧。”几个月后，师爷摆下酒宴请客，这是正式收徒的标志。有老朋友调侃道：“老胡，那么多人想拜你为师，你不同意，怎么这最后非要收一个瞎徒弟？”师爷笑答道：“那些人捆在一起也不如我这个瞎徒弟。”
跟随师爷学习的这两年，师父的技艺突飞猛进，学会了三弦的演奏和单弦儿演唱。跟着师爷学习的，还有一个学生，就是很多人熟悉的马增慧。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深入研究曲艺，打算用单弦岔曲为基础，创立北京曲剧，所以经常去找师爷探讨。师父便也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老舍先生学习了不少创作技巧。
两年后，师父成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见习演员，每天到台里唱单弦儿。那时电台没有录播的条件，都是现场直播，对演员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师父在这段时间积累了很多演出经验。他的演出生涯便从此开始，彼时师父还不到二十岁。
1958年，师父听说了盲训班。这是内务部开办的培训班，中专学历，是当时盲人的最高学历。师父倒不是看重了学历，他看重的是有更多学习艺术的机会。但是他报名时才知道，一来自己报名时间晚了，二来自己不符合招收条件。眼见得自己要远离这次学习机会，师父哪里肯罢休，缠着负责人软磨硬泡，让人家听自己唱单弦儿，又把自己的师承和演出经历搬了出来。最终，师父被盲训班破格录取，进入盲训班学习编导专业。
当时的盲训班学员，很受内务部重视。师父有机会经常出入文化馆和各种舞会、音乐会的现场。一次，师父去文化馆为一场舞会伴奏。路上遇到了一位沿街拉二胡卖艺的盲人。师父被哀婉的二胡声吸引，驻足细听，演奏技巧并不高明，但是那琴弦上流淌出的旋律，自带一股莫名的幽怨，摄人心魄。师父忍不住上前攀谈。师父问对方挣了多少钱，对方回答说还没有几个人愿意给钱。师父说：“那是他们没有仔细听，这样的琴声应该给钱。你在这儿等着千万别走。”说完，师父直接去了文化馆馆长办公室。舞会结束时，文化馆门口，一名工作人员用喇叭对大家喊道：“同志们，请等一等，这有一位演奏二胡的盲人同志，请大家听一听他拉琴，如果觉得还可以，希望大家能够鼓励他一下。”后来，那拉琴的盲人拉着师父的手说：“我十天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啊。谢谢同志，你是什么官儿？”师父说：“我不是什么官儿，你是在用心拉琴，我就愿意帮你。”
两年后，师父毕业了。那时候还有分配工作的制度。领导问师父：“你毕业了，按说应该去曲艺团或者说唱团。但是北京的两个曲艺团都不要盲人演员，安排你去其他单位好吗？”
师父问：“去哪里？”
领导说：“去福利厂好吗？”
师父说：“福利厂太累，不想去。”
“那么去盲文出版社吧。”
“整天摸盲字，没意思。我只想从事曲艺工作。”
领导叹了口气说：“可是北京没有愿意收盲人的曲艺团了呀。”
师父说：“只要能从事曲艺工作就好，我不在乎是不是在北京。中国这么大，我就不信没有愿意收盲人的曲艺团。”
领导无可奈何，多方打听。最终得知，旅大市有一个盲人曲艺团，问师父去不去。师父并没有立即答应，毕竟离家那么远，在北京人的印象里，旅大是一个遥远的城市。但稍作犹豫后，师父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旅大。曲艺团自然求之不得，师父在旅大盲人曲艺团上班的第一天，是戴着大红花，伴着锣鼓走进大门的。
在曲艺团里，师父遇到了自己的终身爱侣曲桂兰，我称她曲师父。这不是我开篇提到的师娘，那是师父后来的老伴儿。师父对我提起第一任妻子，都说“你的曲师傅”而从来不说“你的曲师娘”。明显有区别的称呼，源于后来的师娘并非曲艺行里的人。而曲师父是师父都自愧不如的。曲师父天资过人，从小学艺，不但会唱很多曲种，琵琶、柳琴、中阮、二胡、雷琴、三弦……无一不精，那一手三弦弹得行云流水，师父这科班出身的人都甘拜下风。我没有见过曲师父，我拜师的时候，只见着她所留下挂满墙的各种乐器和一段段录音。用师父每次酒后的说法是：“孔夫子叹颜回，才高命短。”师父对曲艺和音乐的痴迷，是近乎癫狂的状态。而曲师父的天赋悟性很少人能够匹敌。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中除了曲艺和音乐，很难容得下它物了。两个人不怎么会做饭，厨艺水平就是饿不着自己。一生无儿无女。师父常对因为孩子耽搁练习的学生大骂：“生孩子的人就别来学艺。”
我拜师后，师父从未收过我一分钱，反而我在师父家里蹭了不少饭。师父常说：“吃我的，喝我的，都不要紧。留的作业不好好练习，绝对不行。”我也从未敢在作业上疏忽大意。尽管天资愚笨，但课下是否用功，师父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旅大曾经流行过一种地方曲艺被称为旅大大鼓，后来随着旅大市改名大连市，也被改称大连大鼓。在本世纪初，大连文化馆希望收藏一段大连大鼓的资料，四处寻找才发现，既找不到会唱的演员，也找不到以前留下的录音。最后有人找到了师父，师父并不用翻找，伸手从柜子里几百盒磁带中抽出一盒，说：“拿去翻录吧，小心点，别把我的磁带弄坏了。”这是一位老一代的盲艺人的录音。上世纪八十年代，师父觉得这曲种的演员日渐凋零，值得保留，再过二十年怕是无人会唱了。于是自己掏了十元钱，请那老艺人来家里录音，又招待了一顿像模像样的酒饭。在师父心中，艺术的价值永远高于其他一切。酒食钱财不过都是身外之物。
师父的一生，是在琴弦上度过的。他去世后，这世上便又少了一个醉心曲艺的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徒弟，师父的本事没有学到十之一二。而闲暇时还会听一听那些带有滋滋啦啦杂音的老唱片、老磁带。然而，即便我这十之一二的本事，也后继无人。这曾经风靡全国的民间艺术形式，已渐渐被历史淹埋在河沙之下。师父和曲师父留下的乐器，整整挂满两面墙，而今却没有一件能够发出声音，我能做的，不过是轻轻拭去表面的蒙尘。轻轻抚摸这些乐器，不由想起师父第一次教我给二胡定弦时，我手脚笨拙，拧断了琴弦。师父轻拍桌面长叹一声，而今言犹在耳。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本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