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自光武中兴到汉献帝被废，历12帝，凡196年而亡，其中未满16岁即位的皇帝竟多达9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并且自和帝之下，皇帝均为幼年即位，这成为除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外，东汉政治的又一大怪胎。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开创帝制以来，由于“父传子，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度，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幼帝的现象，即未满弱冠就即位称帝。这种情况以东汉王朝最为显著。东汉自光武中兴到汉献帝被废，自和帝之下，皇帝均为幼年即位，这成为除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外，东汉政治的又一大怪胎。 皇位继承制度的局限性 秦国统一中国后，秦王嬴政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因而取两者之尊称“皇帝”，并由此确立整套与皇帝相关的制度，其中皇位继承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为了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自称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也。 秦虽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开创的皇位继承制度却保留下来，到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东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而亡。其中，除去安、质、桓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 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后宫干政的毒瘤 东汉如此多幼帝，也有其偶然的原因。与东汉皇帝大多短命相反，他们的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 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太后们在选择嗣君时大多“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其生时才百余日，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东汉后宫干政的局面是汉朝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后宫干政，还会带来外戚专权的连锁反应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靠的是豪强地主的支持。刘秀不同于其他的开国之君，他并没有“兔死狗烹”，除掉一众开国元勋，反而对这些功臣礼遇有加。在东汉时期，“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已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公卿与豪族有与皇族结亲的资格。这些贵族本来就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当他们的家族中出现嫔妃甚至皇后、太后时，难免会利用这种裙带关系获取更多的利润。 除此之外，临朝称制的太后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通常会召本家外戚入朝参与大政。显然，倘若皇帝年长，肯定不会纵容后宫、外戚乱政。太后及外戚为了长期掌权的需要，有必要立一个便于控制的“儿皇帝”。外戚的倒行逆施，极易引发幼帝的反抗情绪，一旦幼帝成年，他往往会借助宦官势力铲除外戚。最终，皇帝、太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造成了一系列的*结果。
目录
东汉自光武中兴到汉献帝被废，历12帝，凡196年而亡，其中未满16岁即位的皇帝竟多达9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并且自和帝之下，皇帝均为幼年即位，这成为除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外，东汉政治的又一大怪胎。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开创帝制以来，由于“父传子，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度，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幼帝的现象，即未满弱冠就即位称帝。这种情况以东汉王朝最为显著。东汉自光武中兴到汉献帝被废，自和帝之下，皇帝均为幼年即位，这成为除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外，东汉政治的又一大怪胎。 皇位继承制度的局限性 秦国统一中国后，秦王嬴政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因而取两者之尊称“皇帝”，并由此确立整套与皇帝相关的制度，其中皇位继承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为了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自称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也。 秦虽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开创的皇位继承制度却保留下来，到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东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而亡。其中，除去安、质、桓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 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后宫干政的毒瘤 东汉如此多幼帝，也有其偶然的原因。与东汉皇帝大多短命相反，他们的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 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太后们在选择嗣君时大多“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其生时才百余日，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东汉后宫干政的局面是汉朝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后宫干政，还会带来外戚专权的连锁反应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靠的是豪强地主的支持。刘秀不同于其他的开国之君，他并没有“兔死狗烹”，除掉一众开国元勋，反而对这些功臣礼遇有加。在东汉时期，“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已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公卿与豪族有与皇族结亲的资格。这些贵族本来就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当他们的家族中出现嫔妃甚至皇后、太后时，难免会利用这种裙带关系获取更多的利润。 除此之外，临朝称制的太后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通常会召本家外戚入朝参与大政。显然，倘若皇帝年长，肯定不会纵容后宫、外戚乱政。太后及外戚为了长期掌权的需要，有必要立一个便于控制的“儿皇帝”。外戚的倒行逆施，极易引发幼帝的反抗情绪，一旦幼帝成年，他往往会借助宦官势力铲除外戚。最终，皇帝、太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造成了一系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