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拼制的民族性和科学性，文，程观林，一、问题
刊物上有一种议论：汉语拼音，"小学生以外，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外国人。外国人学习汉语，现在很少不用汉语拼音了。可是在中国人中间，成年人不学，干部不学，只有小学生在学"，而且"小学的推广，从数量来看是很大的，从质量来看是不够好的"。
这种议论，似乎有点不公正。大学中文系就有
《现代汉语》
课，其中就有汉语拼音方面的详细内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究竟学得如何，大家也是耳闻目见的。
议论者似乎有点忧心，或者多少有点埋怨，认为"问题在从教育行政到学校领导还没有充分认识汉语拼音的重要作用"。这样看问题，恐怕有点片面吧!难道外国人汉语拼音"学习成绩最好"，是因为外国"从教育行政到学校领导"比我国还"充分认识汉语拼音的重要作用"吗?当然不会是这样的。不过，问题倒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汉语拼音为什么"在中国人中间，成年人不学，干部不学"，小学生学的质量也"是不够好的”，反而"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外国人”呢?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们觉得，问题主要在拼写法上。汉语与印欧各语族的语言类型不同，音节构造一般都是一声一韵，前声后韵。用印欧音素制的拼写法来拼写汉语，无疑是大大方便了外国人学习汉语，而中国人只好“望洋兴叹”的!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28年1月28日在伦敦中国学会的演讲中，曾经提到中国的汉语"需要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拼音方案"，一种是供语言研究者用的，一种是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一种是供中国人自己用的。这个意见未必完全正确，不过确实看到语言研究者、外国人、中国人三者的不同需要。然而无论是专业工作者研究汉语的需要，还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要，都只是特殊需要。如果不从汉语音节构造的民族特点来考虑问题，脱离我国语文学习的实际，不是适应八亿中国人民的普遍需要，用袁晓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轻易舍己从人”，无怪乎汉语拼音“在中国人中间，成年人不学，干部不学”，小学生学的质量也“是不够好的”。
中国有自创的“反切”法，只要从中“取其精华”，是完全可能在教学上、推广上以及科技应用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惊人成绩来。前两年《北航双拼方案》在北航学院幼儿园试验，用158课时的教学，孩子们就能阅读小学高年级的课文；而且这个方案在汉字信息工程方面的试验，也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注1]。黎锦熙先生就曾经称赞过这个方案。近年北京东城区织染局小学幼儿园和内蒙古自治区试验袁晓园先生的拼音汉字方案，用150课时教学，即可达到见字能读、会说能写、互相间用文字可交流思想的程度[注2]。黎先生称赞这个方案"是与形声字向着拼音化的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几年前，黎先生自己的双拼方案也在有的师资培训班做过试验，学员一般突击三天就把方案的内容掌握了[注3]。这几个方案，有的是拉丁字母，有的是民族形式的字母，就因为都具有汉语双拼制的民族性和科学性，所以都比任何一个音素制方案的效果好。同时实践表明，我们也不可轻易断言民族形式的字母是不科学的。今年3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参观过实验的中外学者认为，袁氏方案很有科学研究的价值。”袁先生的方案就是民族形式的字母。可见问题主要在拼写法上。拼写法不同，效果就不一样。至于字母形式，可以通过进一步试验，看看哪种字母是拼写汉语音节的最优字母。
[注1]见1979年5月31日《光明日报》报道《献身汉字编码的人们》；又《双拼方案及其在汉字工程中的应用》，见《汉字编码方案汇编》，1980年8月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注2]见1981年3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袁氏拼音汉字方案试验效果好》；又1980年4月11日《文汇报》报道《汉字现代化的探索者》。
[注3]请参《双拼答问》第6号。
二、双拼制。
我们从“反切”说起。
反切创于东汉时期，始见于儒家对孔经音义的注明。这是由汉语语音系统的特点而产生的，就是借用汉字做字母，表示前声后韵，拼切字音。
前声后韵的切音规律是中国人在自己民族语言的实践中认识的。我们的祖先很早很早以前就懂得使用双声迭韵的方法给草、木、禽、兽起名字，如“蜘蛛”是双声，"鸳鸯"是迭韵。还给人起名字，如秦始皇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胡亥”是双声，一个叫“扶苏”是迭韵。周秦时期，此法盛行。反切就是从双声迭韵中得到启发的，而双声迭韵的基础就是前声后韵的反切规律。古代一些学者认为反切是“原本之婆罗门之字母”，那是看到了外因。我们认为中国人在自己民族语言的实践中认识前声后韵的切音规律是内因，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我们记得王力先生说过：“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古代学者的巨大创造。[注1]"从后来的守温和尚的“三十六字母”来看，也没有照抄梵文字母，连字母的排列也有所不同，完全是以汉语语音系统的特点为依据的。两千年来，反切"附庸蔚为大国"，由四库经部的"小学"，已经扩展为中国语言学的专科。
[注1]请参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
请恕费辞，我们是想重申反切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科学性。反切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大致是不会有人否认的，但是有人认为反切不科学。这里说的科学，应当是指民族语言的音理。反切根据汉语音节构造的一般规律，把单音节的汉字分析为前声后韵，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对于一种民族语言的音理分析，如果离开了它本身的民族性，那末所谓的科学性恐怕也就没有多少可靠性了。从反映汉语一般音节的构造特点及其基本规律来看，我们不能抹杀反切的科学性。当然，反切借用汉字做字母，没有创制字母符号，这是不科学的。如果当时就能创制出一套反切符号，那末现在就可能是汉语拼音文字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汉语双拼制，就是从借用汉字表示声韵的"反切"法发展而成的声韵字母符号化的双拼制。从方案的数量来看，双拼制的方案历来占优势。为什么赞成双拼制的人有这么多?须知双拼制的声韵符号所代表的变动过程非常紧凑，符合汉字音节的单音本质和汉语的不枝不蔓的结构特征。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前驱黎锦熙先生曾经是音素制的积极主张和拥护者，然而他根据70年来亲自参加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经验，按照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明文规定“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的决议，于晚年提出了双拼制的主张和方案，[注1]并在《文字改革概说》中指出："汉字的拼音不可太长，最好就是基本上一声一韵的双拼制"。他分析说："由于印欧各语族的语言类型与汉语不同，流水式的长长的拼法是不适宜于“单音节”的汉字的。单音节正是汉字的特性，"双拼制"简短，有利于拼音文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可见“双拼制"不是出于黎先生的个人爱好，而是他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实践中，通过比较各种方案拼写法的优劣，才确认“双拼制”是拼写汉语音节的最优拼写法，他的双拼方案可以说是他积了七十年经验的呕心沥血之作。然而黎先生并不认为他的双拼方案是尽善尽美的，他给我写信总是问："大家意见怎样?"当有人提到声、韵两方都有带符号的字母在读和写的过程中可能兼顾不过来，黎先生从视效的实际出发，并经过一番统计，考虑到韵母方面除n外，在整个音节表中，带符号的只有80个，为了有利于把精神集中在左方的“声介合母”上，他就觉得这个意见也是可取的，保留这80个例外的"三拼音节"，并不违反声韵双拼的根本原则，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注1]1972年4月北京师大排印本。1972年7月黎锦熙先生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曾面呈一册。
三、双拼制的合声法
合声法，又叫急读法，俗名叫"声介合母法"，就是把声母和介音合成一个“单位”，双拼制常把它当作声韵双拼的“声母单位”。中国等韵学上叫做分等于声，就是把等呼分在声母方面。
现在还得远溯到距今两千年的东汉时期，那时中华民族自创了“反切”法，其上字是声母，用471个不同的汉字；相传唐末一个和尚叫守温的(更早一点是神珙)，归纳为"三十六字母”，这是汉语有字母的开始(但不是符号字母，乃是借用汉字，而且当时“字母”这个术语是专指“声母”的)，也就是中国等韵学的开始。那时就是在声母上分等的，看那些歌诀便知。三十六个声母既然再分3等，就把隋朝陆法言等人所分206韵目(即反切下字，用1188个不同的汉字)的《切韵》归纳为十六韵，这就大幅度地简化了韵目的总数。
明清以来，等韵学者就有分等于声和分等于韵的不同。所谓分等于韵，就是把等呼分在韵母方面，教学上有“结合韵母"之称。其说倡自清朝江水，嬗变至今，演成用国际音标衍释分等于韵的发音本源(在古音读法的假定即构拟上参据了瑞典高本汉之说)，暗用四呼法分析复韵母，把四等呼分到韵母方面，于是采用音素制的拼写法必然导致齐、合、撮三介音领头的“流水式的长长的”复韵母一大串。
其实，全世界的字母拼音，最简单的要算汉语第一了。只要抓住三个音这个在中国发音学上极其重要的关键，采用分等于声，声母单位在舌前舌后就有接触的定点，发音不绕口，容易掌握(从音素制拼写法的角度来看，采用分等于声，还能简化复韵母的数量和长度)。可是分等于韵，韵母在舌位上长续游动，发音绕口，不易掌握(从音素制拼写法的角度来看，采用分等于韵，复韵母繁而长)。当然，分等于韵的音素制拼写法在语音沿革的考订上和方言调查的描写上还是有用的，而且在方普对照方面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过只是适应专业研究和专业学习的人们的需要。
无论分等于声还是分等于韵，声韵符号双拼制的方案和音素字母拼写制的方案都有采用的。黎先生的双拼方案是采用分等于声，我们叫做双拼制的合声法；是用三符号代替三介音，归并到声母方面，这就把繁而长的复韵母的“韵头”都转成简而短的“声母单位”了。袁先生的拼音汉字方案的特点之一，是介音溶于声母之中，也是根据中国等韵学上分等于声的原理，因而形成简短的声韵双拼。《北航双拼方案》和黎先生的双拼方案在中国等韵学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分等于声，一个是分等于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然而《北航双拼方案》的分等于韵又根本不同于一般音素制的分等于韵，全部韵母都是用单字母来表示的，因此这个方案的创制者实际上是做了分等于韵的改革者。
四、双拼制的分调法
胡双宝同志在《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几个问题》中说得好："汉语是有声有调的语言。没有声调，就不成其为汉语。所以许多人主张汉语拼音文字要反映声调。[注1]"
[注1]见《语文研究》1980年第一辑，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
现在的问题是，声调怎样表示才理想。在韵母上标上声调符号吧，调号游离于字母之外，不仅斑斑点点，而且标不胜标：书写起来要回手标调，影响速度；印刷起来要增添带调字母，扩大键盘。在音节里加上声调字母吧，又拉了拼写的长度，甚至规则繁杂，不易掌握。双拼制的研究者们在分调法上是有所创进的。袁先生的拼音汉字方案，声调溶于韵母之中，在设计上与介音溶于声母之中构成两大特点。黎先生在双拼方案的创制中吸取了《北航双拼方案》利用字母大小写区分四声的优点，他曾在《双拼答问》第7号上称赞这个“好主意”，认为是个"发明”。然而两个方案区分四声的大小写字母在排列上是不同的。《北航双拼方案》是：第一声大小、第二声小大、第三声大大、第四声小小。黎先生的双拼方案是：第一声大大、第二声小大、第三声小小、第四声大小。我们认为黎先生区分四声的大小写字母在排列上更是进一步精心设计的，可以说不仅采用了这种分调法，而且做了这种分调法的革新家。乍一看，大小写字母的排列是任意的，只要细心地体会一下黎先生双拼方案里的《现代汉语字音标准声调谱(练习四声用的)》，就会恍然大悟：第一声：“i一"、第二声"5i"、第三声“327"、第四声“i3”，起音和音是i的就容易之以"大"，其余都易之以小，这就揭示了大小写字母在区分四声中的排列规律，恰好是：大大、小大、小小、大小。这样排列，规律性就强多了。
分调法与方案的体制有关，不同体制的方案可能有不同的分调法；也与方案的字母形式有关，不同字母形式的方案可能有不同的分调法。最优的分调法应当是不另标调号，也不另加字母，看来双拼制的分调法正在由此创进。
五、结语
1.理想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必须符合中国的民族语言一般音节的构造特点；应是在中国人中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要学，成年人要学，干部要学，而且"学习成绩最好的是"中国人。否则就不成其为中国的汉语拼音文字。
汉语双拼制既有民族性又有科学性，符合我国语文学习的实际。实践证明：汉语双拼制适应中华民族的普遍需要。
西方拼音文字的优点，外国文字改革的经验，适应我国国情的东西应当学习和借鉴。但是，从字母形式到拼写方法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主张。
2.音素制的汉语拼音作为注音标音而不是汉语拼音文字，是曾经明确和相当正确的。尤其是实践证明：音素制的汉语拼音"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外国人。外国人学习汉语，现在很少不用”它了。因此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也是相当有用的一个方面。
最后节录四川《汉字改革》报的主编在去年7月间成都文字改革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注1]借作"“凤尾”：“我们同意民族形式的提法。因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搞文字改革是搞中国汉语文字的改革。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字母上的形式，二是拼式上的内容。字母是外壳，拼式是实质。字母哪种最好就采用哪一种。但是，无论用什么字母，都应当以最简法的格式拼写出汉语，离开汉语音节的构造特点，那就背离了民族形式的原则。"
[注1]见四川《汉字改革》报1980年第9期报道《文字改革消息》。
来源：黄乃编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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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双拼制的民族性和科学性，文，程观林，一、问题
刊物上有一种议论：汉语拼音，"小学生以外，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外国人。外国人学习汉语，现在很少不用汉语拼音了。可是在中国人中间，成年人不学，干部不学，只有小学生在学"，而且"小学的推广，从数量来看是很大的，从质量来看是不够好的"。
这种议论，似乎有点不公正。大学中文系就有
《现代汉语》
课，其中就有汉语拼音方面的详细内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究竟学得如何，大家也是耳闻目见的。
议论者似乎有点忧心，或者多少有点埋怨，认为"问题在从教育行政到学校领导还没有充分认识汉语拼音的重要作用"。这样看问题，恐怕有点片面吧!难道外国人汉语拼音"学习成绩最好"，是因为外国"从教育行政到学校领导"比我国还"充分认识汉语拼音的重要作用"吗?当然不会是这样的。不过，问题倒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汉语拼音为什么"在中国人中间，成年人不学，干部不学"，小学生学的质量也"是不够好的”，反而"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外国人”呢?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们觉得，问题主要在拼写法上。汉语与印欧各语族的语言类型不同，音节构造一般都是一声一韵，前声后韵。用印欧音素制的拼写法来拼写汉语，无疑是大大方便了外国人学习汉语，而中国人只好“望洋兴叹”的!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28年1月28日在伦敦中国学会的演讲中，曾经提到中国的汉语"需要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拼音方案"，一种是供语言研究者用的，一种是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一种是供中国人自己用的。这个意见未必完全正确，不过确实看到语言研究者、外国人、中国人三者的不同需要。然而无论是专业工作者研究汉语的需要，还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要，都只是特殊需要。如果不从汉语音节构造的民族特点来考虑问题，脱离我国语文学习的实际，不是适应八亿中国人民的普遍需要，用袁晓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轻易舍己从人”，无怪乎汉语拼音“在中国人中间，成年人不学，干部不学”，小学生学的质量也“是不够好的”。
中国有自创的“反切”法，只要从中“取其精华”，是完全可能在教学上、推广上以及科技应用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惊人成绩来。前两年《北航双拼方案》在北航学院幼儿园试验，用158课时的教学，孩子们就能阅读小学高年级的课文；而且这个方案在汉字信息工程方面的试验，也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注1]。黎锦熙先生就曾经称赞过这个方案。近年北京东城区织染局小学幼儿园和内蒙古自治区试验袁晓园先生的拼音汉字方案，用150课时教学，即可达到见字能读、会说能写、互相间用文字可交流思想的程度[注2]。黎先生称赞这个方案"是与形声字向着拼音化的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几年前，黎先生自己的双拼方案也在有的师资培训班做过试验，学员一般突击三天就把方案的内容掌握了[注3]。这几个方案，有的是拉丁字母，有的是民族形式的字母，就因为都具有汉语双拼制的民族性和科学性，所以都比任何一个音素制方案的效果好。同时实践表明，我们也不可轻易断言民族形式的字母是不科学的。今年3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参观过实验的中外学者认为，袁氏方案很有科学研究的价值。”袁先生的方案就是民族形式的字母。可见问题主要在拼写法上。拼写法不同，效果就不一样。至于字母形式，可以通过进一步试验，看看哪种字母是拼写汉语音节的最优字母。
[注1]见1979年5月31日《光明日报》报道《献身汉字编码的人们》；又《双拼方案及其在汉字工程中的应用》，见《汉字编码方案汇编》，1980年8月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注2]见1981年3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袁氏拼音汉字方案试验效果好》；又1980年4月11日《文汇报》报道《汉字现代化的探索者》。
[注3]请参《双拼答问》第6号。
二、双拼制。
我们从“反切”说起。
反切创于东汉时期，始见于儒家对孔经音义的注明。这是由汉语语音系统的特点而产生的，就是借用汉字做字母，表示前声后韵，拼切字音。
前声后韵的切音规律是中国人在自己民族语言的实践中认识的。我们的祖先很早很早以前就懂得使用双声迭韵的方法给草、木、禽、兽起名字，如“蜘蛛”是双声，"鸳鸯"是迭韵。还给人起名字，如秦始皇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胡亥”是双声，一个叫“扶苏”是迭韵。周秦时期，此法盛行。反切就是从双声迭韵中得到启发的，而双声迭韵的基础就是前声后韵的反切规律。古代一些学者认为反切是“原本之婆罗门之字母”，那是看到了外因。我们认为中国人在自己民族语言的实践中认识前声后韵的切音规律是内因，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我们记得王力先生说过：“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古代学者的巨大创造。[注1]"从后来的守温和尚的“三十六字母”来看，也没有照抄梵文字母，连字母的排列也有所不同，完全是以汉语语音系统的特点为依据的。两千年来，反切"附庸蔚为大国"，由四库经部的"小学"，已经扩展为中国语言学的专科。
[注1]请参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
请恕费辞，我们是想重申反切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科学性。反切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大致是不会有人否认的，但是有人认为反切不科学。这里说的科学，应当是指民族语言的音理。反切根据汉语音节构造的一般规律，把单音节的汉字分析为前声后韵，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对于一种民族语言的音理分析，如果离开了它本身的民族性，那末所谓的科学性恐怕也就没有多少可靠性了。从反映汉语一般音节的构造特点及其基本规律来看，我们不能抹杀反切的科学性。当然，反切借用汉字做字母，没有创制字母符号，这是不科学的。如果当时就能创制出一套反切符号，那末现在就可能是汉语拼音文字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汉语双拼制，就是从借用汉字表示声韵的"反切"法发展而成的声韵字母符号化的双拼制。从方案的数量来看，双拼制的方案历来占优势。为什么赞成双拼制的人有这么多?须知双拼制的声韵符号所代表的变动过程非常紧凑，符合汉字音节的单音本质和汉语的不枝不蔓的结构特征。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前驱黎锦熙先生曾经是音素制的积极主张和拥护者，然而他根据70年来亲自参加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经验，按照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明文规定“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的决议，于晚年提出了双拼制的主张和方案，[注1]并在《文字改革概说》中指出："汉字的拼音不可太长，最好就是基本上一声一韵的双拼制"。他分析说："由于印欧各语族的语言类型与汉语不同，流水式的长长的拼法是不适宜于“单音节”的汉字的。单音节正是汉字的特性，"双拼制"简短，有利于拼音文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可见“双拼制"不是出于黎先生的个人爱好，而是他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实践中，通过比较各种方案拼写法的优劣，才确认“双拼制”是拼写汉语音节的最优拼写法，他的双拼方案可以说是他积了七十年经验的呕心沥血之作。然而黎先生并不认为他的双拼方案是尽善尽美的，他给我写信总是问："大家意见怎样?"当有人提到声、韵两方都有带符号的字母在读和写的过程中可能兼顾不过来，黎先生从视效的实际出发，并经过一番统计，考虑到韵母方面除n外，在整个音节表中，带符号的只有80个，为了有利于把精神集中在左方的“声介合母”上，他就觉得这个意见也是可取的，保留这80个例外的"三拼音节"，并不违反声韵双拼的根本原则，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注1]1972年4月北京师大排印本。1972年7月黎锦熙先生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曾面呈一册。
三、双拼制的合声法
合声法，又叫急读法，俗名叫"声介合母法"，就是把声母和介音合成一个“单位”，双拼制常把它当作声韵双拼的“声母单位”。中国等韵学上叫做分等于声，就是把等呼分在声母方面。
现在还得远溯到距今两千年的东汉时期，那时中华民族自创了“反切”法，其上字是声母，用471个不同的汉字；相传唐末一个和尚叫守温的(更早一点是神珙)，归纳为"三十六字母”，这是汉语有字母的开始(但不是符号字母，乃是借用汉字，而且当时“字母”这个术语是专指“声母”的)，也就是中国等韵学的开始。那时就是在声母上分等的，看那些歌诀便知。三十六个声母既然再分3等，就把隋朝陆法言等人所分206韵目(即反切下字，用1188个不同的汉字)的《切韵》归纳为十六韵，这就大幅度地简化了韵目的总数。
明清以来，等韵学者就有分等于声和分等于韵的不同。所谓分等于韵，就是把等呼分在韵母方面，教学上有“结合韵母"之称。其说倡自清朝江水，嬗变至今，演成用国际音标衍释分等于韵的发音本源(在古音读法的假定即构拟上参据了瑞典高本汉之说)，暗用四呼法分析复韵母，把四等呼分到韵母方面，于是采用音素制的拼写法必然导致齐、合、撮三介音领头的“流水式的长长的”复韵母一大串。
其实，全世界的字母拼音，最简单的要算汉语第一了。只要抓住三个音这个在中国发音学上极其重要的关键，采用分等于声，声母单位在舌前舌后就有接触的定点，发音不绕口，容易掌握(从音素制拼写法的角度来看，采用分等于声，还能简化复韵母的数量和长度)。可是分等于韵，韵母在舌位上长续游动，发音绕口，不易掌握(从音素制拼写法的角度来看，采用分等于韵，复韵母繁而长)。当然，分等于韵的音素制拼写法在语音沿革的考订上和方言调查的描写上还是有用的，而且在方普对照方面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过只是适应专业研究和专业学习的人们的需要。
无论分等于声还是分等于韵，声韵符号双拼制的方案和音素字母拼写制的方案都有采用的。黎先生的双拼方案是采用分等于声，我们叫做双拼制的合声法；是用三符号代替三介音，归并到声母方面，这就把繁而长的复韵母的“韵头”都转成简而短的“声母单位”了。袁先生的拼音汉字方案的特点之一，是介音溶于声母之中，也是根据中国等韵学上分等于声的原理，因而形成简短的声韵双拼。《北航双拼方案》和黎先生的双拼方案在中国等韵学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分等于声，一个是分等于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然而《北航双拼方案》的分等于韵又根本不同于一般音素制的分等于韵，全部韵母都是用单字母来表示的，因此这个方案的创制者实际上是做了分等于韵的改革者。
四、双拼制的分调法
胡双宝同志在《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几个问题》中说得好："汉语是有声有调的语言。没有声调，就不成其为汉语。所以许多人主张汉语拼音文字要反映声调。[注1]"
[注1]见《语文研究》1980年第一辑，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
现在的问题是，声调怎样表示才理想。在韵母上标上声调符号吧，调号游离于字母之外，不仅斑斑点点，而且标不胜标：书写起来要回手标调，影响速度；印刷起来要增添带调字母，扩大键盘。在音节里加上声调字母吧，又拉了拼写的长度，甚至规则繁杂，不易掌握。双拼制的研究者们在分调法上是有所创进的。袁先生的拼音汉字方案，声调溶于韵母之中，在设计上与介音溶于声母之中构成两大特点。黎先生在双拼方案的创制中吸取了《北航双拼方案》利用字母大小写区分四声的优点，他曾在《双拼答问》第7号上称赞这个“好主意”，认为是个"发明”。然而两个方案区分四声的大小写字母在排列上是不同的。《北航双拼方案》是：第一声大小、第二声小大、第三声大大、第四声小小。黎先生的双拼方案是：第一声大大、第二声小大、第三声小小、第四声大小。我们认为黎先生区分四声的大小写字母在排列上更是进一步精心设计的，可以说不仅采用了这种分调法，而且做了这种分调法的革新家。乍一看，大小写字母的排列是任意的，只要细心地体会一下黎先生双拼方案里的《现代汉语字音标准声调谱(练习四声用的)》，就会恍然大悟：第一声：“i一"、第二声"5i"、第三声“327"、第四声“i3”，起音和音是i的就容易之以"大"，其余都易之以小，这就揭示了大小写字母在区分四声中的排列规律，恰好是：大大、小大、小小、大小。这样排列，规律性就强多了。
分调法与方案的体制有关，不同体制的方案可能有不同的分调法；也与方案的字母形式有关，不同字母形式的方案可能有不同的分调法。最优的分调法应当是不另标调号，也不另加字母，看来双拼制的分调法正在由此创进。
五、结语
1.理想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必须符合中国的民族语言一般音节的构造特点；应是在中国人中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要学，成年人要学，干部要学，而且"学习成绩最好的是"中国人。否则就不成其为中国的汉语拼音文字。
汉语双拼制既有民族性又有科学性，符合我国语文学习的实际。实践证明：汉语双拼制适应中华民族的普遍需要。
西方拼音文字的优点，外国文字改革的经验，适应我国国情的东西应当学习和借鉴。但是，从字母形式到拼写方法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主张。
2.音素制的汉语拼音作为注音标音而不是汉语拼音文字，是曾经明确和相当正确的。尤其是实践证明：音素制的汉语拼音"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外国人。外国人学习汉语，现在很少不用”它了。因此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也是相当有用的一个方面。
最后节录四川《汉字改革》报的主编在去年7月间成都文字改革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注1]借作"“凤尾”：“我们同意民族形式的提法。因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搞文字改革是搞中国汉语文字的改革。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字母上的形式，二是拼式上的内容。字母是外壳，拼式是实质。字母哪种最好就采用哪一种。但是，无论用什么字母，都应当以最简法的格式拼写出汉语，离开汉语音节的构造特点，那就背离了民族形式的原则。"
[注1]见四川《汉字改革》报1980年第9期报道《文字改革消息》。
来源：黄乃编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