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黄慧君在盲哑学校相识。那段同窗时光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却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这么多年一直没忘，反倒常常想起，也让我始终牵挂着他的人生，心里满是惋惜。
黄慧君的家在新邱南部。他父亲当年赶着小毛驴车走街串巷送煤，靠一身力气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家和他叔叔家，姐妹加起来一共有十个女孩，黄慧君是两家人里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全家人宠在手心里，吃穿用度都宽裕，零花钱也从没缺过。可这份太过周全的疼爱，也让他养成了极强的依赖性，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几乎没有。
1979年，我们俩都是11岁，一起进了盲哑学校。我一直坚持读到毕业，黄慧君却只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从小被父母精心照顾着，突然过上集体生活，对他来说实在太难适应。学校里打饭、倒水、整理床铺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他都没办法自己做好。
学校的伙食跟家里根本没法比：早上是窝头就咸菜，中午馒头配一点荤菜，晚上多半是高粱米饭，菜也就是萝卜、土豆、白菜，几乎没什么油水。过惯了舒心日子的黄慧君，根本吃不惯这样的饭菜，再加上第一次离家，格外想念父母，动不动就哭，常常一个人抹眼泪。
日子难熬的还不止这些。班里有几个半盲的同学，见他年纪小又总爱哭，就总爱凑过来跟他嬉闹玩笑，可在黄慧君心里，却总觉得是大家在欺负他。生活不能自理、饭菜不合口味、身处陌生环境的孤单，再加上初学盲文总也摸不着头绪的挫败感，一桩桩一件件都压在他身上。11岁的孩子本就坐不住，被这些烦心事裹着，更是无心读书，整天心神不宁。从9月1日开学到9月30日放假，短短一个月，家里看他实在熬不下去，就把他接回了家，也遂了他不想再待在学校的心愿。这段短暂的校园经历，成了我对少年黄慧君最深的记忆。
1984年，我从盲哑学校毕业，为了糊口开始学算卦。三年后，我找了个人领路，从此便走街串巷、四处奔波。一次偶然到了新邱南部，听人说起这里住着一位叫黄慧君的盲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心里一下子热了，赶忙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他的家。
一别八年，我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孩，黄慧君也不再是学校里那个总爱哭的少年。我上门时，只有他母亲在家，听说有盲人来访，就把黄慧君叫了出来。刚见面时，俩人都没反应过来是谁，愣了好一会儿。我主动说起当年在盲哑学校的往事，报上自己的名字杨景秋，他才慢慢回过神，认出了我这个旧日同窗。
那时候的黄慧君，日子过得很封闭，常年不出门。八十年代录音机开始普及，他就整天守着收音机和录音机，凭着过人的天分，自学了不少本事。听评书听得入迷，他便能复述出整本大套的情节，讲得绘声绘色；听到评剧选段，他也能跟着吟唱，《刘巧儿》《小女婿》这些经典段子都信手拈来；就连相声段子，他也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一个人分饰两角，不输如今的脱口秀表演；平日里听到流行歌曲，他也能跟着学唱，许多歌唱得有模有样。我和他聊起这些年的经历，说自己毕业后学了算卦，还打算再学按摩，也跟他说起其他同学的近况。
从那之后，我又去过他家好几次。就算后来专心学按摩，我也特意去看他，一遍遍劝他走出家门，学一门算卦或是按摩的手艺，靠自己的本事谋生。我总觉得，盲人不该一直困在家里，有一门手艺在身，日子才能过得踏实，活得有尊严，也能自己养活自己。
可不管我怎么说，黄慧君始终不肯迈出家门一步。他父母的态度更是坚决，在他们看来，盲人出门学手艺、讨生活，必定要吃很多苦，受很多累。他们宁愿让他安安稳稳待在家里，也不想他在外奔波。老两口总说，只要他们活着，就能照看他；就算以后不在了，还有姐妹们照料。他们觉得在家才是享福，出门做事就是遭罪。黄慧君也被这种想法影响，对我的劝说毫不动心，既不相信自己能学会本事，也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
我跑了好几趟，终究没能说动他。看着他一直封闭自己，不愿尝试改变，我心里满是遗憾。后来黄慧君搬到了平安西部，我知道后，便没有再去探望，只在心里留着一份无奈。
之后也有朋友去看望过他，却始终没能改变他的生活。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概两年前。他姐姐来我这里按摩，闲聊时说起自己有个失明的弟弟。我听着心里一动，便问起名字，得知正是黄慧君，就跟她说起我们当年是盲哑学校的同学。
从他姐姐口中我才知道，黄慧君的父母去世后，他就一直跟着小妹生活，住进了阿金新区的新房，和妹妹、妹夫一起过日子。几十年里，他从没工作过，也没有成家，常年闷在家里，人也越来越消沉，对日子没了盼头，时常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托他姐姐带话，想和他联系联系，开导开导他。可没多久得到的回话却是，黄慧君不想见旧日同学。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平平淡淡，无颜面对当年的同窗。
人这一辈子过半，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过是他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既然他不愿相见，我也不好再多强求。
自那以后，但凡遇上老同学聚会、大伙聊起各自生活，或是听闻哪位盲人朋友一辈子守在家里、没个营生，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黄慧君，想起这个天资聪颖，却一辈子被圈在方寸天地里的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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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黄慧君在盲哑学校相识。那段同窗时光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却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这么多年一直没忘，反倒常常想起，也让我始终牵挂着他的人生，心里满是惋惜。
黄慧君的家在新邱南部。他父亲当年赶着小毛驴车走街串巷送煤，靠一身力气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家和他叔叔家，姐妹加起来一共有十个女孩，黄慧君是两家人里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被全家人宠在手心里，吃穿用度都宽裕，零花钱也从没缺过。可这份太过周全的疼爱，也让他养成了极强的依赖性，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几乎没有。
1979年，我们俩都是11岁，一起进了盲哑学校。我一直坚持读到毕业，黄慧君却只待了一个月就离开了。从小被父母精心照顾着，突然过上集体生活，对他来说实在太难适应。学校里打饭、倒水、整理床铺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他都没办法自己做好。
学校的伙食跟家里根本没法比：早上是窝头就咸菜，中午馒头配一点荤菜，晚上多半是高粱米饭，菜也就是萝卜、土豆、白菜，几乎没什么油水。过惯了舒心日子的黄慧君，根本吃不惯这样的饭菜，再加上第一次离家，格外想念父母，动不动就哭，常常一个人抹眼泪。
日子难熬的还不止这些。班里有几个半盲的同学，见他年纪小又总爱哭，就总爱凑过来跟他嬉闹玩笑，可在黄慧君心里，却总觉得是大家在欺负他。生活不能自理、饭菜不合口味、身处陌生环境的孤单，再加上初学盲文总也摸不着头绪的挫败感，一桩桩一件件都压在他身上。11岁的孩子本就坐不住，被这些烦心事裹着，更是无心读书，整天心神不宁。从9月1日开学到9月30日放假，短短一个月，家里看他实在熬不下去，就把他接回了家，也遂了他不想再待在学校的心愿。这段短暂的校园经历，成了我对少年黄慧君最深的记忆。
1984年，我从盲哑学校毕业，为了糊口开始学算卦。三年后，我找了个人领路，从此便走街串巷、四处奔波。一次偶然到了新邱南部，听人说起这里住着一位叫黄慧君的盲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心里一下子热了，赶忙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他的家。
一别八年，我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孩，黄慧君也不再是学校里那个总爱哭的少年。我上门时，只有他母亲在家，听说有盲人来访，就把黄慧君叫了出来。刚见面时，俩人都没反应过来是谁，愣了好一会儿。我主动说起当年在盲哑学校的往事，报上自己的名字杨景秋，他才慢慢回过神，认出了我这个旧日同窗。
那时候的黄慧君，日子过得很封闭，常年不出门。八十年代录音机开始普及，他就整天守着收音机和录音机，凭着过人的天分，自学了不少本事。听评书听得入迷，他便能复述出整本大套的情节，讲得绘声绘色；听到评剧选段，他也能跟着吟唱，《刘巧儿》《小女婿》这些经典段子都信手拈来；就连相声段子，他也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一个人分饰两角，不输如今的脱口秀表演；平日里听到流行歌曲，他也能跟着学唱，许多歌唱得有模有样。我和他聊起这些年的经历，说自己毕业后学了算卦，还打算再学按摩，也跟他说起其他同学的近况。
从那之后，我又去过他家好几次。就算后来专心学按摩，我也特意去看他，一遍遍劝他走出家门，学一门算卦或是按摩的手艺，靠自己的本事谋生。我总觉得，盲人不该一直困在家里，有一门手艺在身，日子才能过得踏实，活得有尊严，也能自己养活自己。
可不管我怎么说，黄慧君始终不肯迈出家门一步。他父母的态度更是坚决，在他们看来，盲人出门学手艺、讨生活，必定要吃很多苦，受很多累。他们宁愿让他安安稳稳待在家里，也不想他在外奔波。老两口总说，只要他们活着，就能照看他；就算以后不在了，还有姐妹们照料。他们觉得在家才是享福，出门做事就是遭罪。黄慧君也被这种想法影响，对我的劝说毫不动心，既不相信自己能学会本事，也不想改变现在的生活。
我跑了好几趟，终究没能说动他。看着他一直封闭自己，不愿尝试改变，我心里满是遗憾。后来黄慧君搬到了平安西部，我知道后，便没有再去探望，只在心里留着一份无奈。
之后也有朋友去看望过他，却始终没能改变他的生活。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概两年前。他姐姐来我这里按摩，闲聊时说起自己有个失明的弟弟。我听着心里一动，便问起名字，得知正是黄慧君，就跟她说起我们当年是盲哑学校的同学。
从他姐姐口中我才知道，黄慧君的父母去世后，他就一直跟着小妹生活，住进了阿金新区的新房，和妹妹、妹夫一起过日子。几十年里，他从没工作过，也没有成家，常年闷在家里，人也越来越消沉，对日子没了盼头，时常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托他姐姐带话，想和他联系联系，开导开导他。可没多久得到的回话却是，黄慧君不想见旧日同学。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平平淡淡，无颜面对当年的同窗。
人这一辈子过半，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过是他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既然他不愿相见，我也不好再多强求。
自那以后，但凡遇上老同学聚会、大伙聊起各自生活，或是听闻哪位盲人朋友一辈子守在家里、没个营生，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黄慧君，想起这个天资聪颖，却一辈子被圈在方寸天地里的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