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天到1995年冬天，我在阜新平安中部市场口卖了整整四年报纸。外人提起那几年，只知道我每月能挣四五百块钱，觉得我日子过得风光又体面。可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像我们这样双目失明的人，这份看似安稳的收入背后，藏着长年累月风吹日晒的辛苦、起早贪黑的疲惫，更有数不清被人欺负、被人欺骗的委屈与难处。
一开始，我只卖《阜新周末报》，一年到头只在周六出摊。可没过多久，整个报业的发行节奏都变了。《中国广播电视报》《辽宁广播电视报》《阜新广播电视报》纷纷把出版时间提前到周四，就连我一直只在周末售卖的《阜新周末报》也跟着调整了刊期。原本一天就能卖完的报纸，售卖时间一下子拉长到周四至周日，整整四天。后来我订的报纸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卖报周期也随之不断延长，差不多从这周周四要一直卖到下周周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连除夕都不能休息。除夕那几天买报纸的人格外多，是我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春节期间报社放假，报纸常会两期合刊，内容多、分量足，不少报纸的价格也随之上调，我们也能多赚些钱。别人总说我像按时上下班的人，可我心里明白，我早已被报纸牢牢拴住。人家一天工作八小时，我每天从早忙到晚，少说也要干十四五个小时，日日如此，从不敢松懈。
卖报的日子里，我连吃喝都不敢随意。无论春夏秋冬，水不敢多喝，饭不敢多吃，就怕频繁跑去厕所。那时候厕所离摊位很远，往返一趟很费劲，人一离开，还得拜托旁边的熟人帮忙照看报摊。一天下来少说也要去五六趟，既麻烦别人，又耽误生意。所以我只能硬生生忍着，尽量少喝水、少进食，能憋就憋，只为始终守在摊前。
每天早上六点刚过，天刚蒙蒙亮，我就准时出摊，刚好赶上学生上学、工人上班的早高峰。早上六点到上午八点多，是一天里第一个卖报黄金时段，也是我挣钱最多的时候；下午四点到晚上六点多，正值下班、放学晚高峰，路上行人密集、自行车川流不息，报纸卖得最快。一到这两个时段，我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叫卖声比平时更响亮、更急促，整个人高度专注，一刻都不敢松懈。
那时候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最多，绝大多数人买报都是单脚点地，另一只脚还踩在车蹬上，片刻不停留。他们掏了钱喊出要什么报纸，我就得立刻把报纸递到对方手里，紧接着快速找零，丝毫不能犹豫，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等候。我脖子上挂着大帆布兜，胸前抱着一摞摞报纸，二十多种报刊全装在里面，全靠自己摸索出的办法分辨。正规大报社的报纸，比如《辽宁广播电视报》《中国广播电视报》《阜新周末报》，用的都是50克纸张，质地厚重、掂在手里很有分量；而《阜新广播电视报》《阜新矿工报》这类报纸，纸张偏薄偏轻，上手一摸就能区分。有的报纸一份一张，有的一份两张，页数不同，厚度也不一样，我就凭着厚薄、轻重来辨别。再加上当时都是油墨印刷，每种报纸的油墨浓度不同，气味也有差异，我便靠着手感、厚薄、页数，再辅以嗅觉分辨油墨味道，把二十多种报纸分得一清二楚，从来不会拿错。
早晚高峰过后，人潮渐渐散去，我依旧在市场口守着，直到街上彻底安静下来，才拖着满身疲惫往家走。晚上回到家，常常是坐在桌边吃饭，嘴里嚼着饭菜，还没来得及咽下，人就已经睡着了。偶尔晚上喝一杯酒解乏，便能从晚上十点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整夜不翻身，像定了时一样准点醒来。好在那时候年纪轻，即便再累，第二天依旧能撑着精神出摊。每次摸到手里攒下的零钱，心里就满是欢喜，所有的辛苦和疲惫，瞬间都烟消云散。
夏天烈日炎炎，阳光毒辣，我的脸被晒得生疼；冬天北风呼啸，刮在脸上如同刀割，耳朵、手脚常常冻得难受。长年累月站着卖报，到了晚上腿也会发肿发胀。无论大雨滂沱、鹅毛大雪，还是狂风大作，我都要在平安中部市场口守着，一步也不敢离开。可即便我处处留心，也架不住有人专钻这个空子。不少人手里攥着花不出去的假 前、残币，知道我们眼睛不好，分辨不清，便拿到我这儿来用，想着能混过去，把没法花的钱变着法儿花出去。
90年代游戏机已经十分普及，经常有人拿游戏机币冒充一元硬币买报。游戏机币的重量、边缘纹路，和真硬币十分相近，单凭手感很难分辨，我也没法当场找人对证，只能吃哑巴亏。还有银行内部使用的点钞练功专用券，尺寸、硬度、手感都和人民币接近，只是上面印有字样，对我来说更是难以辨别。有人故意拿着它当作一元、两元，甚至五元钱使用，我一不留神就会上当。
有一段时间，我一个月就收到了六张工商银行的练功券，对方都说是五元钱，我还得老老实实给人找零。我一张报纸才赚一毛、两毛，最多三五毛，被骗一次，好几张报纸就等于白卖了，实在忍无可忍。我专门找到平安中部工商银行支行，向经理反映情况。可那位经理态度蛮横，只说练功券哪家银行都有，凭什么认定是他们银行的。我跟他解释，几公里外的人不会专程跑来骗我，市里其他支行的人也不可能大老远拿练功券来我这儿消费，肯定是附近的人。后来我又找到行长办公室，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明白。这位行长为人实在，收下了我手里的几张练功券，当场自己掏了三十元钱赔给我，还向我道歉，保证回去后严肃处理、开会整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工商银行的练功券。
除了游戏机币、练功券，糟心的事还有很多。有人拿一毛硬币冒充五毛、一元，有人把别处花不出去的残币、缺角币、胶布粘贴的破钱，都拿到我这里来用。早晚高峰人流量大、节奏快，我必须在几秒钟内完成收钱、递报、找零，根本来不及仔细分辨，常常因此吃亏。90年代假 臂也很泛滥，五元、十元的假纸币我都收到过。后来我便多了个心眼，对外只说找不开十元钱，最多只收五元纸币，其实就是为了降低被骗的风险。可有些人存心使坏，故意一次买好几份报纸凑够五元钱，然后递给我十元钱逼我找零，这种情况下，那张钱多半是假的。还有人趁我转身拿报不注意，偷偷抽走报纸。为了防偷，我只能用塑料布把报纸盖得严严实实，时刻小心提防。
这样的受骗受欺，每个月总要遇上两三回，一次损失几块、十几块。可我总安慰自己：丢的没有赚得多，被骗的终究只是少数，遇上了也只能往开里想，权当大半天的活儿白干了。
有人知道我收了不少假臂、游戏机币，就劝我想办法再花出去，去别处买东西糊弄别人。可我自己本就是受骗的人，心里已经够委屈难受了，再去欺骗别人，我实在做不出来。所以我收到的所有假纸币、各类游戏机币，从来没有再拿出去坑害过别人，一直好好收在家里的抽屉里。直到现在，这些东西还在，攒了不少，成了我那段卖报岁月实实在在的纪念。
为了方便快速找零，我专门穿口袋多的衣服。中山装有四个兜，牛仔裤前后有好几个兜，西服还有内兜，一毛、两毛、五毛、一元的零钱，我都分门别类放好，心里清清楚楚。五毛硬币边缘有螺纹，一毛硬币没有，纸币则全凭手感辨别面额。可即便我再小心、再有经验，也抵不过有人存心欺骗。
那些年，报纸的价格逐年上涨，从1992年到1995年一点点上调，随着售价提高，我们的利润也慢慢多了起来，从最开始一张赚一毛钱，渐渐涨到两毛、五毛，有的报纸能赚得更多。这笔靠自己双手挣来的收入，在当年已是十分体面，足够我挺直腰板做人，不拖累家人。
卖报这一行，最熬人的从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如影随形的压力。报纸时效性极强，当天出版的必须尽量卖完，越往后越难出手，弄不好就会砸在手里。订报也不是现订现卖，每月月底，就得提前报好下个月的订量并预交费用。一旦估算过高订多了，卖不出去的损失全都要自己承担。再遇上刮风下雨、大雪严寒的天气，街上行人稀少，手里还剩一大堆报纸没卖完，那种心急如焚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我之所以每天要干那么长时间，不是不想休息，而是订的报纸太多，不把报纸全部卖完，就收不回本钱，更别说挣钱了。
那四年，日子又苦、又累、又满是委屈，压力大到失眠的时候也有。可我始终靠自己的一双手，在平安中部市场口堂堂正正挣钱，不依附他人，不坑害别人，自食其力，心里格外踏实，也格外骄傲。也正是这份踏实与勤恳，让我遇见了心仪的伴侣，组建了家庭，和老伴相守相伴，一路走过了三十载风风雨雨。
一晃三十年过去，当年卖报的日子早已成为往事。如今我和当年一起卖过报纸的老伙计们聚在一块儿，常常聊起那段经历，早成了我们茶余饭后最常说起的话题。回头再看，当年的苦早已淡了，只觉得一切都值得。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荒废自己，和明眼人一样靠辛苦挣钱，靠自己撑起日子、成了家、立了业。偶尔翻开家里的抽屉，摸到那些旧假 臂和游戏机币，当年平安中部市场口的人声、车声、叫卖声，仿佛又清晰地回荡在耳边，成了我一生难忘的记忆。
目录
1992年夏天到1995年冬天，我在阜新平安中部市场口卖了整整四年报纸。外人提起那几年，只知道我每月能挣四五百块钱，觉得我日子过得风光又体面。可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像我们这样双目失明的人，这份看似安稳的收入背后，藏着长年累月风吹日晒的辛苦、起早贪黑的疲惫，更有数不清被人欺负、被人欺骗的委屈与难处。
一开始，我只卖《阜新周末报》，一年到头只在周六出摊。可没过多久，整个报业的发行节奏都变了。《中国广播电视报》《辽宁广播电视报》《阜新广播电视报》纷纷把出版时间提前到周四，就连我一直只在周末售卖的《阜新周末报》也跟着调整了刊期。原本一天就能卖完的报纸，售卖时间一下子拉长到周四至周日，整整四天。后来我订的报纸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卖报周期也随之不断延长，差不多从这周周四要一直卖到下周周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连除夕都不能休息。除夕那几天买报纸的人格外多，是我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段。春节期间报社放假，报纸常会两期合刊，内容多、分量足，不少报纸的价格也随之上调，我们也能多赚些钱。别人总说我像按时上下班的人，可我心里明白，我早已被报纸牢牢拴住。人家一天工作八小时，我每天从早忙到晚，少说也要干十四五个小时，日日如此，从不敢松懈。
卖报的日子里，我连吃喝都不敢随意。无论春夏秋冬，水不敢多喝，饭不敢多吃，就怕频繁跑去厕所。那时候厕所离摊位很远，往返一趟很费劲，人一离开，还得拜托旁边的熟人帮忙照看报摊。一天下来少说也要去五六趟，既麻烦别人，又耽误生意。所以我只能硬生生忍着，尽量少喝水、少进食，能憋就憋，只为始终守在摊前。
每天早上六点刚过，天刚蒙蒙亮，我就准时出摊，刚好赶上学生上学、工人上班的早高峰。早上六点到上午八点多，是一天里第一个卖报黄金时段，也是我挣钱最多的时候；下午四点到晚上六点多，正值下班、放学晚高峰，路上行人密集、自行车川流不息，报纸卖得最快。一到这两个时段，我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叫卖声比平时更响亮、更急促，整个人高度专注，一刻都不敢松懈。
那时候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最多，绝大多数人买报都是单脚点地，另一只脚还踩在车蹬上，片刻不停留。他们掏了钱喊出要什么报纸，我就得立刻把报纸递到对方手里，紧接着快速找零，丝毫不能犹豫，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等候。我脖子上挂着大帆布兜，胸前抱着一摞摞报纸，二十多种报刊全装在里面，全靠自己摸索出的办法分辨。正规大报社的报纸，比如《辽宁广播电视报》《中国广播电视报》《阜新周末报》，用的都是50克纸张，质地厚重、掂在手里很有分量；而《阜新广播电视报》《阜新矿工报》这类报纸，纸张偏薄偏轻，上手一摸就能区分。有的报纸一份一张，有的一份两张，页数不同，厚度也不一样，我就凭着厚薄、轻重来辨别。再加上当时都是油墨印刷，每种报纸的油墨浓度不同，气味也有差异，我便靠着手感、厚薄、页数，再辅以嗅觉分辨油墨味道，把二十多种报纸分得一清二楚，从来不会拿错。
早晚高峰过后，人潮渐渐散去，我依旧在市场口守着，直到街上彻底安静下来，才拖着满身疲惫往家走。晚上回到家，常常是坐在桌边吃饭，嘴里嚼着饭菜，还没来得及咽下，人就已经睡着了。偶尔晚上喝一杯酒解乏，便能从晚上十点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整夜不翻身，像定了时一样准点醒来。好在那时候年纪轻，即便再累，第二天依旧能撑着精神出摊。每次摸到手里攒下的零钱，心里就满是欢喜，所有的辛苦和疲惫，瞬间都烟消云散。
夏天烈日炎炎，阳光毒辣，我的脸被晒得生疼；冬天北风呼啸，刮在脸上如同刀割，耳朵、手脚常常冻得难受。长年累月站着卖报，到了晚上腿也会发肿发胀。无论大雨滂沱、鹅毛大雪，还是狂风大作，我都要在平安中部市场口守着，一步也不敢离开。可即便我处处留心，也架不住有人专钻这个空子。不少人手里攥着花不出去的假 前、残币，知道我们眼睛不好，分辨不清，便拿到我这儿来用，想着能混过去，把没法花的钱变着法儿花出去。
90年代游戏机已经十分普及，经常有人拿游戏机币冒充一元硬币买报。游戏机币的重量、边缘纹路，和真硬币十分相近，单凭手感很难分辨，我也没法当场找人对证，只能吃哑巴亏。还有银行内部使用的点钞练功专用券，尺寸、硬度、手感都和人民币接近，只是上面印有字样，对我来说更是难以辨别。有人故意拿着它当作一元、两元，甚至五元钱使用，我一不留神就会上当。
有一段时间，我一个月就收到了六张工商银行的练功券，对方都说是五元钱，我还得老老实实给人找零。我一张报纸才赚一毛、两毛，最多三五毛，被骗一次，好几张报纸就等于白卖了，实在忍无可忍。我专门找到平安中部工商银行支行，向经理反映情况。可那位经理态度蛮横，只说练功券哪家银行都有，凭什么认定是他们银行的。我跟他解释，几公里外的人不会专程跑来骗我，市里其他支行的人也不可能大老远拿练功券来我这儿消费，肯定是附近的人。后来我又找到行长办公室，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明白。这位行长为人实在，收下了我手里的几张练功券，当场自己掏了三十元钱赔给我，还向我道歉，保证回去后严肃处理、开会整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工商银行的练功券。
除了游戏机币、练功券，糟心的事还有很多。有人拿一毛硬币冒充五毛、一元，有人把别处花不出去的残币、缺角币、胶布粘贴的破钱，都拿到我这里来用。早晚高峰人流量大、节奏快，我必须在几秒钟内完成收钱、递报、找零，根本来不及仔细分辨，常常因此吃亏。90年代假 臂也很泛滥，五元、十元的假纸币我都收到过。后来我便多了个心眼，对外只说找不开十元钱，最多只收五元纸币，其实就是为了降低被骗的风险。可有些人存心使坏，故意一次买好几份报纸凑够五元钱，然后递给我十元钱逼我找零，这种情况下，那张钱多半是假的。还有人趁我转身拿报不注意，偷偷抽走报纸。为了防偷，我只能用塑料布把报纸盖得严严实实，时刻小心提防。
这样的受骗受欺，每个月总要遇上两三回，一次损失几块、十几块。可我总安慰自己：丢的没有赚得多，被骗的终究只是少数，遇上了也只能往开里想，权当大半天的活儿白干了。
有人知道我收了不少假臂、游戏机币，就劝我想办法再花出去，去别处买东西糊弄别人。可我自己本就是受骗的人，心里已经够委屈难受了，再去欺骗别人，我实在做不出来。所以我收到的所有假纸币、各类游戏机币，从来没有再拿出去坑害过别人，一直好好收在家里的抽屉里。直到现在，这些东西还在，攒了不少，成了我那段卖报岁月实实在在的纪念。
为了方便快速找零，我专门穿口袋多的衣服。中山装有四个兜，牛仔裤前后有好几个兜，西服还有内兜，一毛、两毛、五毛、一元的零钱，我都分门别类放好，心里清清楚楚。五毛硬币边缘有螺纹，一毛硬币没有，纸币则全凭手感辨别面额。可即便我再小心、再有经验，也抵不过有人存心欺骗。
那些年，报纸的价格逐年上涨，从1992年到1995年一点点上调，随着售价提高，我们的利润也慢慢多了起来，从最开始一张赚一毛钱，渐渐涨到两毛、五毛，有的报纸能赚得更多。这笔靠自己双手挣来的收入，在当年已是十分体面，足够我挺直腰板做人，不拖累家人。
卖报这一行，最熬人的从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如影随形的压力。报纸时效性极强，当天出版的必须尽量卖完，越往后越难出手，弄不好就会砸在手里。订报也不是现订现卖，每月月底，就得提前报好下个月的订量并预交费用。一旦估算过高订多了，卖不出去的损失全都要自己承担。再遇上刮风下雨、大雪严寒的天气，街上行人稀少，手里还剩一大堆报纸没卖完，那种心急如焚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我之所以每天要干那么长时间，不是不想休息，而是订的报纸太多，不把报纸全部卖完，就收不回本钱，更别说挣钱了。
那四年，日子又苦、又累、又满是委屈，压力大到失眠的时候也有。可我始终靠自己的一双手，在平安中部市场口堂堂正正挣钱，不依附他人，不坑害别人，自食其力，心里格外踏实，也格外骄傲。也正是这份踏实与勤恳，让我遇见了心仪的伴侣，组建了家庭，和老伴相守相伴，一路走过了三十载风风雨雨。
一晃三十年过去，当年卖报的日子早已成为往事。如今我和当年一起卖过报纸的老伙计们聚在一块儿，常常聊起那段经历，早成了我们茶余饭后最常说起的话题。回头再看，当年的苦早已淡了，只觉得一切都值得。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荒废自己，和明眼人一样靠辛苦挣钱，靠自己撑起日子、成了家、立了业。偶尔翻开家里的抽屉，摸到那些旧假 臂和游戏机币，当年平安中部市场口的人声、车声、叫卖声，仿佛又清晰地回荡在耳边，成了我一生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