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和一批年纪参差不齐的孩子，一同走进了盲人聋哑人学校。我们当中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十一岁，一同入学的共有十五个人。大家从各处赶来，带着对陌生环境的懵懂与好奇，有来自平安西部的赵宝利、新邱南部的黄慧军，还有张艳茹、韩福军等人。只是那段集体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格外短暂。有人只待了一星期，有人待了半个月，还有几个勉强坚持了一个月，终究因为不适应校园生活，默默离开了。学校9月1日开学，赵宝利也就仅仅待了一个月，国庆放假过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这些匆匆来去的同学里，赵宝利是让我记了一辈子的人。他说话嗓门粗、声音亮，一开口就能惹人发笑，想问题、做事情都跟旁人不太一样，一举一动都带着一股认死理的执拗。
开学第一天第一堂课，班主任陈老师先做了自我介绍，又跟我们立了课堂规矩：大家轮流自我介绍，有问题要先举手，等老师允许再站起来提问。接着老师安排我们坐好，让大家挨个报上名字和年龄，互相认识一下。刚说到年龄，赵宝利就把手举得老高，粗着嗓子开口就问：“老师，为什么有的十五岁，有的十一岁，我十三岁，大家岁数都不一样呢？”教室里瞬间哄笑起来。老师让他先安静听着，他反倒不依不饶：“你还没告诉我为啥呢。”老师只好解释，人出生有早有晚，年龄自然不一样。他紧跟着又追问：“那为啥不能一起生？为啥不能一天生？”一句话问得老师哭笑不得。再加上他嗓门大，动不动就插话，整堂课都被弄得断断续续。
等大家互相熟悉完，老师开始教我们认盲文，告诉我们一个盲文字格里只有六个点，这是固定的格式，有不懂的可以举手问。话音刚落，赵宝利又立刻举了手，一脸认真地说：“老师，盲文点里为什么没有七八点？”全班又是一阵大笑。老师让他坐下，说盲文的点数是规定好的，他还在固执地念叨：“既然都有六个点了，为啥不添上七八点？我就想盲文有七八点。”那股较真的模样，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后来学盲文的时候，高年级有个女孩主动过来帮忙辅导。她声音有些沙哑，听着跟男孩子变声时差不多。我们都跟赵宝利说，要叫她王姐。可他怎么都不信，一口咬定我们骗他：“明明就是王大哥，我听得清清楚楚，就是男的。”他还有个习惯，跟人说话总爱伸手摸一摸，每次一听见那女孩的声音，就喊着王大哥伸手去摸，吓得女孩赶紧躲开，他还在后面一本正经地辩解。
平日里在学校，他也总冒出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念头。在食堂吃饭，他拉住生活辅导老师就问：“老师，碗为啥都是圆的，就没有方的呢？”
上体育课时，老师教我们正常走路的姿势，手脚要交替摆动。我们盲人刚学走路大多顺拐，赵宝利更是怎么都改不过来。老师手把手一遍遍纠正，他反倒委屈地问：“老师，为啥我这手脚不听你摆弄，也不听我指挥呢？”再加上他胆子小，走路不敢轻易迈步，常常僵在原地，样子让人想笑又没法真生气。
到了晚上睡觉，他还爱说梦话，声音也不小，时常影响同学们休息。再加上他说话做事总自带笑点，一举一动都惹人乐，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总爱围着他嬉笑打闹。对我们来说只是贪玩逗乐，可在赵宝利眼里，却总觉得是别人在欺负他，害怕又委屈，只会慌慌张张地哭闹。
我在盲校读完小学五年级，1984年毕业。后来学了算卦，找个人领着走街串巷，靠这个挣钱谋生。1987年，我辗转到平安西部一带，偶然听人提起这里有位姓赵的盲人，心里一动，猜想会不会是赵宝利。我让人领着，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家。
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照顾他的担子落在了哥哥嫂子身上。哥嫂一开始对我很戒备，我自报姓名杨景秋，说自己是他当年盲校的同学，特意来看看他。哥嫂这才热情起来，也让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赵宝利。
他一听有客人来，立刻粗着嗓门嚷嚷：“你是谁呀？我可不认识你！”一边说就伸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手，嘴里还直嘟囔：“我哪有什么同学，就在学校待了那么几天，你肯定是骗人的。”他哥在旁边满是无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瞎说，这真是你当年的同学！”
我刚跟他提起盲校的日子，他冷不丁就冒出来一句：“我记得你，你上学的时候还掉过厕所呢！”
我当场一愣，这么多年过去，这件连我自己都早已忘干净的糗事，他居然还记在心里。等我慢慢说起当年上课闹的笑话、学盲文的点滴，他才彻底认出我来。一认准是我，赵宝利立马来了精神，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又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放，嗓门又粗又亮，热情得有些冲动。那股咋咋呼呼、没轻没重的样子，连他哥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一再劝他消停点儿。
他哥后来跟我说，自打从学校回去，赵宝利就整日守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彻底过起了封闭的日子。父亲临终前放心不下这个儿子，特意留下遗言：等自己不在了，由哥哥好好照看赵宝利；要是哥哥有难处，就由哥哥的孩子接着照顾；实在照顾不过来，就送敬老院。这是一个父亲无奈又心酸的安排。家里也曾想让他学些手艺谋生，可他心思单纯，怎么都学不进去，只能一直靠家人照料。
时光一晃到了九十年代。从1992年开始，我在平安中部平中路市场口卖了四年多报纸。赵宝利的哥哥上下班总路过这里，嫂子也时常过来，两人见到我都很亲切，还常常买我的报纸。闲聊中他们说，家里添了小女儿，孩子一天天长大，哥嫂心里越来越担心，怕这位叔叔不懂轻重，无意间伤到孩子。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按照当年父亲的遗言，把他送到了敬老院，相关费用也一直由哥哥承担。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后来我外出打工，和当年的人和事渐渐断了联系。一晃三十年过去，我也两鬓斑白，渐渐步入了老年。可只要一想起赵宝利，心里就满是说不尽的惋惜与牵挂。
他一辈子都那样直率单纯，问出的话、做出的事，在旁人眼里常常都是笑话。可他本该也能上学、学本事，过上更安稳的日子，却因为心智简单、常年封闭在家，最终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段盲校旧事，牵出半生牵挂。在那个年代，像赵宝利这样的孩子，就像被遗忘在角落的影子，无声地来，静默地过一生。每每想起，我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叹他的遭遇，也叹那段无奈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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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和一批年纪参差不齐的孩子，一同走进了盲人聋哑人学校。我们当中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十一岁，一同入学的共有十五个人。大家从各处赶来，带着对陌生环境的懵懂与好奇，有来自平安西部的赵宝利、新邱南部的黄慧军，还有张艳茹、韩福军等人。只是那段集体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格外短暂。有人只待了一星期，有人待了半个月，还有几个勉强坚持了一个月，终究因为不适应校园生活，默默离开了。学校9月1日开学，赵宝利也就仅仅待了一个月，国庆放假过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这些匆匆来去的同学里，赵宝利是让我记了一辈子的人。他说话嗓门粗、声音亮，一开口就能惹人发笑，想问题、做事情都跟旁人不太一样，一举一动都带着一股认死理的执拗。
开学第一天第一堂课，班主任陈老师先做了自我介绍，又跟我们立了课堂规矩：大家轮流自我介绍，有问题要先举手，等老师允许再站起来提问。接着老师安排我们坐好，让大家挨个报上名字和年龄，互相认识一下。刚说到年龄，赵宝利就把手举得老高，粗着嗓子开口就问：“老师，为什么有的十五岁，有的十一岁，我十三岁，大家岁数都不一样呢？”教室里瞬间哄笑起来。老师让他先安静听着，他反倒不依不饶：“你还没告诉我为啥呢。”老师只好解释，人出生有早有晚，年龄自然不一样。他紧跟着又追问：“那为啥不能一起生？为啥不能一天生？”一句话问得老师哭笑不得。再加上他嗓门大，动不动就插话，整堂课都被弄得断断续续。
等大家互相熟悉完，老师开始教我们认盲文，告诉我们一个盲文字格里只有六个点，这是固定的格式，有不懂的可以举手问。话音刚落，赵宝利又立刻举了手，一脸认真地说：“老师，盲文点里为什么没有七八点？”全班又是一阵大笑。老师让他坐下，说盲文的点数是规定好的，他还在固执地念叨：“既然都有六个点了，为啥不添上七八点？我就想盲文有七八点。”那股较真的模样，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后来学盲文的时候，高年级有个女孩主动过来帮忙辅导。她声音有些沙哑，听着跟男孩子变声时差不多。我们都跟赵宝利说，要叫她王姐。可他怎么都不信，一口咬定我们骗他：“明明就是王大哥，我听得清清楚楚，就是男的。”他还有个习惯，跟人说话总爱伸手摸一摸，每次一听见那女孩的声音，就喊着王大哥伸手去摸，吓得女孩赶紧躲开，他还在后面一本正经地辩解。
平日里在学校，他也总冒出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念头。在食堂吃饭，他拉住生活辅导老师就问：“老师，碗为啥都是圆的，就没有方的呢？”
上体育课时，老师教我们正常走路的姿势，手脚要交替摆动。我们盲人刚学走路大多顺拐，赵宝利更是怎么都改不过来。老师手把手一遍遍纠正，他反倒委屈地问：“老师，为啥我这手脚不听你摆弄，也不听我指挥呢？”再加上他胆子小，走路不敢轻易迈步，常常僵在原地，样子让人想笑又没法真生气。
到了晚上睡觉，他还爱说梦话，声音也不小，时常影响同学们休息。再加上他说话做事总自带笑点，一举一动都惹人乐，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总爱围着他嬉笑打闹。对我们来说只是贪玩逗乐，可在赵宝利眼里，却总觉得是别人在欺负他，害怕又委屈，只会慌慌张张地哭闹。
我在盲校读完小学五年级，1984年毕业。后来学了算卦，找个人领着走街串巷，靠这个挣钱谋生。1987年，我辗转到平安西部一带，偶然听人提起这里有位姓赵的盲人，心里一动，猜想会不会是赵宝利。我让人领着，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家。
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照顾他的担子落在了哥哥嫂子身上。哥嫂一开始对我很戒备，我自报姓名杨景秋，说自己是他当年盲校的同学，特意来看看他。哥嫂这才热情起来，也让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赵宝利。
他一听有客人来，立刻粗着嗓门嚷嚷：“你是谁呀？我可不认识你！”一边说就伸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手，嘴里还直嘟囔：“我哪有什么同学，就在学校待了那么几天，你肯定是骗人的。”他哥在旁边满是无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瞎说，这真是你当年的同学！”
我刚跟他提起盲校的日子，他冷不丁就冒出来一句：“我记得你，你上学的时候还掉过厕所呢！”
我当场一愣，这么多年过去，这件连我自己都早已忘干净的糗事，他居然还记在心里。等我慢慢说起当年上课闹的笑话、学盲文的点滴，他才彻底认出我来。一认准是我，赵宝利立马来了精神，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又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放，嗓门又粗又亮，热情得有些冲动。那股咋咋呼呼、没轻没重的样子，连他哥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一再劝他消停点儿。
他哥后来跟我说，自打从学校回去，赵宝利就整日守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彻底过起了封闭的日子。父亲临终前放心不下这个儿子，特意留下遗言：等自己不在了，由哥哥好好照看赵宝利；要是哥哥有难处，就由哥哥的孩子接着照顾；实在照顾不过来，就送敬老院。这是一个父亲无奈又心酸的安排。家里也曾想让他学些手艺谋生，可他心思单纯，怎么都学不进去，只能一直靠家人照料。
时光一晃到了九十年代。从1992年开始，我在平安中部平中路市场口卖了四年多报纸。赵宝利的哥哥上下班总路过这里，嫂子也时常过来，两人见到我都很亲切，还常常买我的报纸。闲聊中他们说，家里添了小女儿，孩子一天天长大，哥嫂心里越来越担心，怕这位叔叔不懂轻重，无意间伤到孩子。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按照当年父亲的遗言，把他送到了敬老院，相关费用也一直由哥哥承担。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后来我外出打工，和当年的人和事渐渐断了联系。一晃三十年过去，我也两鬓斑白，渐渐步入了老年。可只要一想起赵宝利，心里就满是说不尽的惋惜与牵挂。
他一辈子都那样直率单纯，问出的话、做出的事，在旁人眼里常常都是笑话。可他本该也能上学、学本事，过上更安稳的日子，却因为心智简单、常年封闭在家，最终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一段盲校旧事，牵出半生牵挂。在那个年代，像赵宝利这样的孩子，就像被遗忘在角落的影子，无声地来，静默地过一生。每每想起，我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叹他的遭遇，也叹那段无奈的岁月。